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江西省星子县内。【最新章节阅读.】书院傍山而建，一簇楼阁庭园尽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之中。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宋仁宗五年，改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并为“四大书院”，并誉为我国四大书院之首。后又与吉安白鹭洲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庐山五老峰南约十公里处的后屏山之阳，于群山绿树之中，掩映着一组楼阁庭院式的古建筑，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白鹿洞书院。

    书院是我国古代传播文化、交流学术、培养士子的地方。自唐迄清，江西设立的书院极多，居全国首位。而“海内书院第一”的白鹿洞书院，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

    历史沿革

    书院的创始人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李渤。个人认为，此李渤即苏轼名篇《石钟山记》中“盖笑俪道元之简，而李渤之陋也”中的那个。因为两人活动时间类似，活动地点类似，身份类似。

    白鹿洞书院在唐代时原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李渤养有一只白鹿，终日相随，故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就任江州（今九江）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种植花木，成为一处游览胜地。由于这里山峰回合，形如一洞，故取名为白鹿洞。至五代南唐升元年间，曾在此建立“庐山国学”，这算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宋代初年，经扩充改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当时有士子数十百人，与岳麓、睢阳、石鼓等，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正如《白鹿洞志》所记：白鹿洞者，唐李渤读书处也。贞元中，渤与涉隐庐山，蓄一白鹿甚驯，尝随之，人称白鹿先生。宝历中，渤为江州刺史，就今书院地创台榭，引流植花，遂以白鹿名洞。……南唐升元中，即其地聚徒建学，……号曰庐山国学。宋初置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名天下。这里所记的，就是白鹿洞书院的简单历史。但不久即废。白鹿洞书院累经兴废。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争频繁，烽火连天，书院遭到毁坏。至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著名的哲学家朱熹出任南康太守（治所在今九江星子县地），他亲至书院废址踏勘考察后非常满意地说：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才又重建了白鹿洞书院。朱熹在南康知州任上三年，为兴复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亲订洞规，置田建屋，延请名师，充实图书；且又亲临讲课，与学生质疑问难。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著名哲学家陆象山也来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陆象山又有“白鹿洞之会”，书院也因之而闻名天下。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已是屋宇倒坍，尘莓满院，荆棘丛生，满目凄凉。建国后，经及时抢救修缮，古老的书院才又焕然一新。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书院学规

    白鹿洞书院书院的学规，由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所作，反映出了做人在做学问之前的教育思想。正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书院景观

    白鹿洞书院建于公元940年，南宋时经朱熹重建扩充，成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理学家朱熹等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都在此讲过学。

    建筑体均座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白鹿洞书院座落在贯道溪旁，有棂星门、泮池、礼圣门、礼圣殿、朱子祠、白鹿洞、御书阁等主要建筑。

    其中礼圣殿是书院中等级最高的建筑物，歇山重檐、翼角高翅，回廊环绕，但与一般文庙大成殿有所不同，而是青瓦粉墙，使这座恢弘、庄严的殿堂，又显出几分清幽和肃穆，与四周坡屋面、硬山造带有民间风格的建筑和谐、协调。在礼圣殿的石墙上，嵌有石碑和孔子画像石刻。

    礼圣殿东侧的朱子祠是为纪念朱熹而建。朱子祠后有一石洞，内有一头石雕的白鹿。据《白鹿洞志》记载：“初，鹿洞有名无洞。嘉靖甲午（即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知府王溱乃辟讲修堂后山，为之筑台于上。知府何岩凿石鹿于洞中。”白鹿洞原是以山峰环合似洞而得名；现有的石洞和石鹿，则是明代嘉靖年间修凿的。

    在朱子祠之东厢，设有碑廊，内嵌宋至明清古碑一百二十余块，这是建国后为保存文物古迹而新建的。在这些古代碑刻中，有朱烹的手书真迹，也有署为紫霞真人的明代状元罗洪先的《游白鹿洞歌》。这些名迹，笔锋庄重遒劲，运笔娇若游龙；它既是弥足珍贵的书法艺术品，又是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历史资料。

    在朱子祠前，与礼圣殿并列的是一座两层楼阁，即“御书阁”。它是清代康熙皇帝赐给书院匾额及古书后，由南康知府周灿请建的。阁前有桂树两株，相传是朱熹手植；但也有人说是清代建造“御书阁”时种植的。这里古树浓荫，阳光穿过树隙在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小光圈，风吹树动，光影摇晃，有如微波荡漾的湖水，显得环境清幽，风景宜人。

    在棂星门西北隅，不仅有曲径通幽、山石林泉之美，而且还有“钓矶石”、“漱石”、“鹿眠场”、“流杯池”诸胜迹。在漱石和流杯池上，均因有朱熹手书“漱石”、“流杯池”石刻而得名。“鹿眠场”，相传唐代李渤饲养的白鹿就睡在这里。而钓矶石上，也刻有朱熹的手书“钓台”二字。据说当年朱熹常在此垂钓，实际上这里水浅泉碧流急，很少有鱼，故明代刘世扬又在石上加刻“意不在鱼”四字，可谓中的之妙语。

    白鹿洞书院拥有山林三千亩，保存了庐山的原始森林和原生植被，有千年古松18株，有柳杉、水杉、紫荆、红枫、银杏、广玉兰、珍珠黄杨、红叶继木等受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山上林木葱茏，山下流水潺潺，这是白鹿洞书院拥有的一份自然遗产。白鹿洞书院融于大自然之中，占尽了自然风光之美。

    白鹿洞书院环境优美，风光如画，门前贯道溪上的拱桥和桥头矶上的小亭与碧水青山相映生辉，成为古道来书院的前奏，成为书院的标志和景观。

    整体保护

    白鹿洞书院是一组古建筑群，实行整体保护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实行整体保护就值得研究。白鹿洞书院的整体保护是真实、全面、完整的保护，是原状与价值的有效保护，是书院与环境的统一保护，书院关联文物同书院一样得到保护，具体来说可以分以下三个方面：

    古建筑群

    白鹿洞书院古建筑群以明、清建筑为主，包括礼制性建筑和实用性建筑，还有五个院落的门楼和院墙。其中棂星门石坊和鹿洞为明代遗存，礼圣门和御书阁为清代遗构，礼圣殿和祠宇等建筑按清制修复，春风楼与书斋为重建。礼圣殿建筑规模最大，中轴两厢建筑最小，均为青瓦粉墙，带有民间乡土建筑特色。书院分五路布置，自成院落，各有自己的门楼，又能相互联通，出入方便。对书院古建筑群不分年代远近、价值高低、规模大小，都应全面、系统、完整的加以保护，使其成为一座布局完整、功能齐全、保存历史真实的书院。

    碑刻、摩崖

    白鹿洞书院碑刻数量之多，内容之广，书法之精，在全国除收藏碑刻为主的文保单位外也是罕见的。这些碑刻是白鹿洞书院的史书，真实地记录了书院的兴衰和活动，从史料上充实和丰富了白鹿洞书院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书院文化的特色，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白鹿洞山水间的摩崖题刻，是历代文人寄情题咏留下的墨迹，为自然景色带来了人文的、书院的气息。这些摩崖题刻集文学、书法于一体，具有吟咏和观赏价值，引人入胜，耐人品味。一块碑刻，一方摩崖，都与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和文化分不开，是白鹿洞书院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得到全面、系统、完整的保护。

    书院环境

    白鹿洞书院的环境不只是院墙周围地带，应是整个三千亩山林所及的范围，包括那里的地形、地貌、森林、植被等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也包括其中的桥、亭、古道等人文环境。环境是一个大系统，要以千亩山林为主体划定书院环境范围，含卓尔湖、鹿眠场在内，实行全面、系统、完整的保护。

    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是控制新的建设，保护环境范围内所有的山峦、峡谷、悬崖、巨石、溪流、清泉、树林、草丛，保护自然和生态的原有风貌，防止建设对环境的破坏。人文环境是历史遗存，是书院文化的延伸，也是自然风光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因素。古桥、古亭、古道不仅有实用功能，而且在环境空间中起着构景、衬景的作用，应当和书院建筑一样得到全面、完整的保护。

    白鹿洞书院原有的古道现在已经废弃了，但应适当修复，保持白鹿洞原有的道路格局。路旁溪边的农田，宜开发生态农业，保持一定的视廊空间，在古桥上游贯道溪西侧兴建的碑廊对古道有一定影响，而且空间闭塞，不利于对自然环境和山水风光的观赏，应当作适当的调整和改造，使景物与环境和谐协调相映成趣。

    白鹿洞停车场现设在书院西侧大门外，对游客极为方便，而对环境却受到损害，是书院环境美中之不足。停车场可迁至进山口与庐山环路交接处，游客可改乘敞篷游览车进山，或步行到书院。这一段曲折迂回的山路，颇有观赏价值，作为白鹿洞书院游的序曲。原停车场多植林木，改建为生态化的游憩环境。

    名人评价

    胡适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中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同志曾由武汉到达庐山白鹿洞书院，住在御书阁，从事革命活动。1959年8月***主席再次来到白鹿洞书院，旧地重游非常高兴，据当时陪同来的原九江专区专员朱冰同志回忆：“8月19日上午，我接通知乘车到庐山脚下威家公路边迎候少奇同志。会车后，一同沿公路南行”。“当时进书院没有公路，要走三、四里路。少奇同志坚持前往，他一下车，就顺手在随从人员手中接过一顶草帽，戴在头上，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一起走着山村田埂羊肠小道”。“进院时，大家都已汗流浃背。”走到藏书阁前，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曾在这里住过，当时上面有不少书哩。”因阁楼维修，藏书已转移到星子县文化馆保存，不再保存在御书阁里。

    著名人物

    朱熹

    朱熹出生于南宋时期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曾在抚州定居，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后，请求为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

    他一生虽谈不上富足但是也谈的上小康。

    史料记载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再来一步就是悬崖）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抑制思想解放）

    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1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2理是事物的规律。3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学术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文学著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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