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仙排行榜第2部分阅读
尘世太过污浊，整天吸风饮露的大仙们（有不少书中说神仙们总是吃仙藕，即便确实如此，好像也不怎么小康），只要接近俗人，就像贾宝玉看到男人一样，“便觉浊臭不堪”，怎么可能抓起凡人污秽的笔，写下凡人使用的污秽的字呢？脏了自己的手倒是小事，心灵受到了污染，那才难以忍受。 最早的箕仙是个叫“紫姑”的女人。传说紫姑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妾，因为正房嫉妒，将她虐待致死，后来成鬼再成仙，经常通过扶箕显灵。紫姑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在神仙界享有盛誉，显灵事迹极多。她基本上为乡下人信奉，庄稼人经常请教点农事方面的问题，像什么时候栽种、收割一类的。 说起来还是知识分子厉害。随着扶箕的影响逐渐扩大，读书人眼看民间的“小传统”要盖过精英阶层的“大传统”，马上采取拿来主义，把扶箕技术全部收编。他们的理由很充分： “你们这些乡下曲辫子，懂什么扶箕请仙。泥腿子放下锄头就敢请仙，也不知道洗个手、点柱香先！再说，凭你们的文化水平，箕仙写的字能认识吗？像我们这些进过学、中过举的读书人，跟神仙寒暄、诗词唱和，何等风雅，你们那点锄草、施肥的破事，也好意思去麻烦神仙。神仙有必要这么贱格，成天跟你们讨论形而下的问题吗？” 客观地看，乡下人也确实没心思在扶箕上花工夫，那玩意儿晃来晃去的多急人，像农事、天气之类的，翻翻皇历要快捷明白得多。而读书人扶箕，更看中的是可以“时时勤拂拭”，一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不必像托梦之类的没点因头，多少有点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的感觉。而且与箕仙相互切磋交流，也增强了预测的互动效果。 读书人中开始兴起扶箕，大概始于宋朝，到明清时达到鼎盛。有学问的人扶箕，当然不会像乡下人那样没有品位，他们主要询问的是科举考题、功名前程、生死寿夭之类关乎自己命运的大问题（其实，天气、收成同样也是关乎农民的大问题，只是知识分子们向来不在乎这些）。 对唐宋以后的读书人来说，一生的命运基本寄托在一场科举考试上，所以找箕仙打听考题的最多（在读书人眼里，这不算作弊，而是仙缘）。箕仙当然不知道考题，但是书生们会根据蛛丝马迹来猜，练习脑筋急转弯。比如在康熙年间，一群举人扶箕请神仙透露点题目，箕仙说： “不知。” 众人再烧香磕头，说： “我们对您一向敬重，逢年过节也没少给您孝敬吃喝，请您务必给点暗示。” 箕仙又写道： “不知，不知，又不知。” 众人想，这箕仙也实在倔得差劲，算了。结果到考试时，题目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众人恍然大悟，原来神仙早就给了提示，全怪自己猜谜的本事太烂，只好和金榜题名擦肩而过。 箕仙总是像这样，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读书人又非要在扶箕这棵树上吊死，因此通过扶箕询问试题逐渐演变成猜谜游戏。古代的灯谜中有不少以《四书》中的文句为谜底，我觉得多半和扶箕有点联系。 无论科举考试怎么僵化，毕竟还需要多准备准备，至少先得弄点模拟复习题做做。如果死心塌地一味求箕仙指示，反而会被箕仙捉弄。曾有一大帮穷秀才扶箕请仙，结果箕笔写道： “吕洞宾到，你们想请教点什么？” 众人大喜，吕神仙道行高深，问他老人家准没错，于是纷纷跪倒磕头，请问功名。箕仙道： “多磨点墨。” 众人急忙磨了两大碗墨，箕仙又写： “大家把墨分喝了，听我判断。” 众人喝完，箕仙写道： “平时不读书，临时吃墨水；吾非吕祖师，前村赵酒鬼。” 扶箕流传广泛，请来的神仙也没有什么定数，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神仙固然经常出现，岳飞、关羽、史可法这样的忠义之士也可以成仙显灵，一些假冒蓬莱仙子之类的杂牌军也会光临，甚至连吊死鬼也能偶尔客串一把。到后来，几乎阿猫阿狗都敢号称箕仙，闪亮登场了。 有一位姓吴的人家扶箕请仙，来的神仙自称是王重阳的得意弟子长春子邱处机，一个客人问道：“《西游记》真是您写的吗？是讲炼金丹秘诀的吗？”箕仙说是。客人又问：“您的书是元初写的，为什么里面写的祭赛国、朱紫国、灭法国，都用的是明朝制度呢？”  
摇啊摇(2)
箕仙忽然不动了，再问也不回答，原来已经逃走了。其实，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确实写过一本游记《西游记》，但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可当时人们都认定邱处机是小说的作者。客人读书比较仔细，看出了小说中的情节与元代的情形有差异。号称“邱处机”的箕仙也肯定是假冒的，否则，怎么连自己弟子的大作都不清楚呢？ 还有一位扶箕请仙，请来的神仙自称是李白，大家说好啊，李太白号称诗仙，今儿大驾光临，非请他作首诗不可。仙人毫不客气，说给个题目吧。大家正好看到有一只猫，就说咏猫吧，为了增加难度，还限定必须用九、韭、酒三个字作韵脚，箕仙倒也不含糊，只见筷子在沙盘上刷刷乱动，片刻写成。众人一看诗是这样的： 猫形似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韭。 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床头一壶酒。 整个一打油诗的水平，这李白的真假就不必多说了。 因为请来的神仙太过杂乱，又经常戏弄请神的人，所以有时人们对箕仙也就不太尊敬了，碰到女神仙，甚至还要问些敏感问题，大吃其豆腐。有一个人请箕仙，请来了何仙姑。一个小崽子嘴快，脱口问道：“吕洞宾先生也在吗？”（在传说中，吕洞宾和何仙姑是有点关系暧昧的）仙姑也没翻脸，还题了一首诗： 开口何须问洞宾，洞宾与我却无情。 是非吹入凡人耳，万丈长河洗不清。 意思是说，我和吕洞宾其实是清白的，就是你们这些俗人乱造谣，弄得我绯闻缠身。 扶箕与其他预测性的巫术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几乎人人都可以设坛扶箕，请来各种各样的神仙。有点因缘的，还可以在家里设置常年的箕坛，一有问题，随时请示，方便快捷。而其他预测性巫术，像占星、风水，多半属于专业知识，一般人并不精通，临到需要请示时又来不及。所以明清以来，扶箕盛极一时。 开放性的扶箕逐渐泛滥之时，其实也就是它的没落之际。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扶箕也开始大请国外神仙，什么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都纷纷到中国来做客。比如在民国时期，大连有帮人扶箕请仙，谁知请来的是耶稣，耶稣他老人家满篇写英文，谁也看不懂，只好再请一位神仙来翻译，结果竟然请来了济公。耶稣不说犹太语说英文，酒肉和尚做翻译，据说当时还有基督徒在场。这样的场景还能取信多少人呢？ 与其他预测方法比较起来，扶箕还是比较受读书人的青睐。民间用的万年历什么的，虽然检索方便，但只能提供粗略的知识和建议，比较大路化。而读书人运用扶箕，则可以与箕仙诗词唱和、吟风弄月、讨论时局，充分展示文人的优越感和文字癖。但是迷信就是迷信，扶箕的根本原理与其他占卜活动完全一致。学者在研究时经常把民间文化取向称为“小传统”，而把精英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取向称为“大传统”，其实如果从日常状态去观察，在很多方面读书人和泥腿子还真没有什么差别。  
皇上,你爹贵姓?(1)
中国古人很喜欢讨论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尚书》开始，一直做到登峰造极的《资治通鉴》。讲得比较精到的，还要数《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军队、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祀指祭祀，通过宗教把大家的思想控制起来，就是狠抓意识形态。有了这两样，搞政治基本上就成功了。所以人们总喜欢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一个王朝的得失。比如，秦朝就是反面典型，他们光顾着抓枪杆子，忽视了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结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才几十年光景，无限江山就被人家夺了去。 秦朝的教训实在深刻，所以从西汉的刘邦开始，官家就比较自觉地做意识形态的文章了。 意识形态工作说起来简单，但是要深入人心却不容易。刘邦以出身问题作为抓手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首先做出重大牺牲的，就是他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刘邦的出生：一天，刘邦的老妈躺在池塘边睡觉，突然昏天黑地，电闪雷鸣，刘邦的老爹赶紧去找老婆，只见一条蛟龙在他老婆身上胡天胡帝，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刘邦。从此，刘邦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与神仙攀亲戚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感生神话。不过，从理论上说，这也就意味着刘邦和他爹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感生神话并非刘邦的独创，在西汉之前，商人、周人在回忆自己的始祖时，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商朝始祖契的老妈叫做简狄，有一天看到一只燕子蛋，就把它给吃了，后来就生下了契，所以《诗经》上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朝始祖弃的出生也大致相似。这些都只是反映了人们对蒙昧时期人类繁衍的模糊追忆，进入文明社会后，生命的起源不再神秘，在出生问题上就不会做什么文章了。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即使黄帝、颛顼这样的著名政治家，也没有被神化，也就是生下来智商就比较高，属于天才儿童而已，并没有什么神仙老爸罩着。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识地修改出生证明，首创者是刘邦。当然，仅仅一个小故事还不足以让刘邦的形象高大丰满起来，司马迁又接着讲了几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比如说刘邦生下来脸盘就像龙，左大腿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怎么长得下？）；刘邦经常到酒馆去喝霸王酒，卖酒的老头老太发现不管他走到哪里，天空中总有条龙在他头顶盘旋，于是酒钱也就免了；刘邦的老婆吕雉也说他住的地方上面总有云雾缭绕。几个故事讲下来，刘邦作为龙子的形象就比较完备了。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司马迁故意编造了这些故事，而是传说早已沸反盈天，不由他不信。 应该说，刘邦制造自己的出生证明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出身比较看重。项羽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拥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大将，属于高干子弟；平民出身的陈胜、吴广，起义时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种”的问题在当时的确很有号召力。 刘邦付出老爹的代价，得到了“君权神授”的待遇，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对后世颇有榜样的作用。在刘邦的创意启发下，几乎历代的开国皇帝都被反复地神化，而神化的原则，就像编《说文解字》的许慎说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或者通俗地讲，就是有意无意地暗示皇上的“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一般说来，掌握这个基本的原则之后，编故事的具体方法就很容易操作了。 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奇特的长相，所谓“天生我型who怕who”，只要长得古怪，就有人相信你天赋异禀。这个传统在刘邦之前就有了，比如舜的眼睛每只都有俩瞳仁，晋文公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块的。到后世有意而为之，发扬而光大，并且全部写进国家钦定的正史中。比如，《后汉书》上说，东汉光武帝刘秀长着一张大嘴，高鼻梁，额头中间的骨头隆起，暗示刘秀和龙的血缘关系。这种模样还算周正，隋文帝杨坚就要古怪得多了，《隋书》上说他出生时头上长角，全身鱼鳞，手掌上有字，上肢长，下肢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杨坚绝对属于畸形儿。 另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出生时有奇异的天文现象，暗示他不同寻常的身分。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屋内异香扑鼻，屋外红光环绕。这一点，连少数民族政权也学了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是带着神光、异香来到人间。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更玄乎了，因为村民们甚至以为朱家着了火，还拎着水桶准备去救火。其实，学过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些天文上的异常现象往往是地震的前兆。 还有一种方法是托梦术，皇上的老妈总是像祥林嫂似的告诉大家：“ihddre!”梦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有仙人给了颗药丸吃，又或者是梦见太阳落到怀里了，然后就怀上龙胎了，总之就是要表达富贵再三逼人，想不做皇帝都不行。托梦术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梦的内容是没人可以反驳的。 总之，感生与异貌，就是炮制政治神话必备的两味药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需要开具出生证明的。一般说来，开国皇帝绝对需要出具出生证明，因为根据天命转移的原则，前朝也是有上天罩着的；要想改朝换代，首先必须证明老天爷喜新厌旧，转而对自己青眼有加。所以关于刘邦的传说中，还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以表明天命的交接有合法手续。至于按照继承规律接替皇位的，一般就不需要文件或故事了，因为龙种的身分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皇上,你爹贵姓?(2)
刘邦到底是街头小混混出生，没什么文化，编造的出生证明不仅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没有制定统一格式。后来的人也就懒惰起来，随便编个故事就马马虎虎放行了。我们看到，皇帝们的出生显得五花八门，有说自己是龙子的，有说自己太阳、星星之子的，有说自己是某个不知名的神仙的儿子的，有的甚至连这也不编，就简单地说有什么红光满屋、异香扑鼻。虽然皇帝都是天子，但这些七七八八的神仙没几个和天帝能拉得上近亲。最多也就是天帝的使者而已。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随便画个红圆圈，也能当作公章。在皇帝坐稳龙椅之后，有几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对皇上说： “您的出生证明好像有疑点，我想请皇家科研部门鉴定一下？” 皇帝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编造证明文件不需要多么慎重，因为没人敢质疑。时间长了，证明编得越来越粗糙，而听传达的人也不再当一回事了。 再往后，出生证明也不再是皇帝的专利，其他圣人、伟人，甚至只有些许小小成就的人，就有人为他们编造出生的异像，比如北宋的抗金将领宗泽，他出生时其母梦见雷电闪耀，全身亮堂堂的；还有倒推回去追认的，像孔子这样的巨人，当然少不了来点感生的神话，据说有两条苍龙绕在孔子母亲的房前，第二天，一个中国文化的巨人就诞生了。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奇怪的是，皇帝似乎根本没兴趣找他们算账。 这其实是很矛盾的，按照常理，皇帝的出生应该具有独占的意味。如果大家都是神仙的亲戚，皇帝怎么能脱颖而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感生神话已经完成了对皇帝合法性证明的历史使命，编造感生神话仅仅是惯性运动而已。也许老子说得好，“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既然示人了，显然就不是什么利器了。 感生神话的变迁告诉我们几个道理。首先，做皇帝这件事是属于赢家通吃的，出生证明最多也就属于锦上添花。真正决定合法性的还是实力。即便是儒家思想，也是在承认皇帝合法性的前提下，对皇帝提点“民贵君轻”的建议。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谁做皇帝区别并不太大，还是一样的苛捐杂税，质疑皇帝的合法地位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其次，感生神话这玩意儿实在是粗糙，虽然开始时起了点作用，但架不住过于混乱，以致皇帝们都逐渐没了兴趣，只是出于对传统的继承而已，别的皇帝都有，所以自己也应该有。况且，比感生神话更专业、更精细的东西有的是，像儒家中的天人合一、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等等，只要皇帝需要，读书人还不是立刻奉上？ 第三，在中国，神仙从来就没有做过老大。皇帝说自己是上天之子，只是找个抓手，他们更习惯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用规范语言、行为的方式强化自己的无上权威。同样用刘邦的例子来看，刘邦虽然对关于自己的那些“神话”很受用，但真正让他感受到皇权的威力的，还是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后，一帮混混子毕恭毕敬地对他朝拜的景象。而另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是，关于皇帝感生的故事越来越粗糙，但避皇帝名讳的范围却越来越大、条目越来越精细，而文字狱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在皇帝的眼里，只要对语言和行为的控制到位了，也就意味着合法性的证明成立了。  
对神话的另类回忆(1)
几十年前，曾经有过全民做诗和全民学哲学的高嘲。全民性的参与，同时也就意味着水准普遍的下降。据说当时农村里是这样学哲学的：晚上全村人集合到村委会，由村支书讲授哲学，他在桌上放块石头，说： “世界是物质的。” 然后把石头扔出窗外，说： “物质是运动的。” 汉朝盛行的谶纬，也许可以与此相提并论，那是一次全民参与的造神及造神话的运动。 谶纬，简单地说，就是神的预言（主要预言国家大事）以及对经书的神秘解释。谶纬西汉时开始盛行，但早在秦朝就已经有零星的出现。秦始皇时，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亡秦者胡也”，搞得始皇帝龙心不悦，对胡人大开杀戒。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靠的就是谶纬。吴广装成狐狸在草丛里喊“大楚兴，陈胜王”，现在看起来非常粗糙朴素，甚至有些拙劣，在当时，却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汉时，谶纬还属于民间的产物，皇帝们并没有主动宣传、开发，只是由于谶纬“先知先觉”的特点，大家喜欢用它来预测国家的政治走向。逐渐地，一些好为帝王师的民间学者，就开始拿谶纬跟皇帝说事了。 汉昭帝的时候，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稀奇古怪的现象，比如枯死倒地的树又再次立起来继续生长，有虫子吃树叶吃成五个字：“公孙病己立。”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位姓公孙的是什么人。有一位叫眭弘的，是董仲舒的学生，颇学了点天人感应的东西，于是上书昭帝： “我的老师董仲舒说了，做皇帝也要讲究天命的，没天命的人，就算继承皇位，也是坐不稳的。现在到处是神奇的景象，看样子是有平民百姓要做皇帝，您的位置虽然是合法继承的，但根据异象的显示，看起来也该交给别人了。建议您号令天下，寻找一个适合代替您的人，把皇位让给他，您呢，就找块小地方养老，不是很好吗？” 当时昭帝年幼，主持政务的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一听，这还了得，杀头。 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眭弘被杀，而是他的胆子——连公孙是谁都没闹清楚，就敢叫皇帝退位，可见谶纬给了他多大的勇气。 至于霍光这人，笨是笨了点，面对谶纬的势力，也不懂好好利用，只知道一味使蛮力。后来的当权者就聪明多了。你民间不是报忧吗？咱皇家就报喜。在皇上的暗示下，各地纷纷上报祥瑞出现，什么凤凰、麒麟、嘉禾……遍地开花，展开了一场与百姓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但是，这些祥瑞太过老土，说服力远不及谶纬那样生动形象，而且光靠意识形态是吃不饱饭的，西汉政权还是一天一天地腐烂下去。 这时，一位懂得利用谶纬的天才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王莽虽然是外戚，但也曾经孤苦伶仃，接近下层的生活经历使他很了解谶纬的作用。篡位前夕，他是“假皇帝”，为了做真皇帝，就利用谶纬大造舆论，开始制造符命。大臣刘京上书说： “齐郡有个小亭长，有一天晚上连续几次梦见有天公使者对他说：‘天公让我捎个话给你，假皇帝要做真皇帝了。你要不信，第二天你的亭里会有口新井。’第二天亭长起来一看，果然有口新井。这不是摆明了要您做皇帝吗？” 还有更绝的，口说无凭，索性编造文字，说是汉高祖刘邦命令王莽做真皇帝。一时间，各地的预言雪片一般呈上来。王莽顺水推舟，说这实在没办法呀，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我再不登基，不是跟天命作对吗？于是堂堂正正地篡位了。 王莽篡位当然不是只靠谶纬，但是这招却启发了很多人。光武帝刘秀就是一个。 当时天下大乱，刘秀在南阳倒卖粮食，李通游说他起兵：“图谶上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这不正应在咱哥俩身上吗？现在天下这么乱，谁有预言谁就能赢。”刘秀一听不错，就拉起一支队伍，最后统一全国。在刘秀登基的布告中，还像模像样地引用了谶纬“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合起来就是繁体“刘”字的左半边。这么拙劣低级的字谜也敢放进告全国人民书里，可见刘秀对谶纬有多信服。 当时信谶纬的不止刘秀一个，公孙述在四川称帝，也自认是得了符瑞的真命天子。刘秀就写信劝降，不是谈大道理，而是从批驳公孙述的谶纬入手，说你的谶纬不灵，先前树叶上的谶纬里说“公孙病己立”，那个公孙根本就不是你。我手上的才是如假包换的真谶纬，你是斗不过真命天子的，还是赶紧投降吧。 有了刘秀的倡导，加上原本很好的群众基础，东汉的谶纬迅速蔓延，以至个别脑子清醒的人，在批判谶纬的时候也只能用谶纬做武器。像发明地动仪的大科学家张衡，就给皇帝上奏折说： “谶纬这东西其实还是不错的，当初尧舜禹这些圣人，就是靠谶纬起家的。不过最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在是太多，严重扰乱谶纬制造的市场秩序。您务必采取行动，打击这些三无产品。” 联系到张衡的文学作品里充斥着对神仙鬼怪的描述，有时候简直搞不清他对谶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说起来也有意思，谶纬虽然声势浩大，但仿佛只是汉朝的专利产品。随着东汉的灭亡，谶纬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虽然老百姓造反时还经常用谶纬当作革命纲领，但至少做皇帝的不再好意思把这东东拿出来炫耀了。  
对神话的另类回忆(2)
谶纬在汉朝的出现，确实有其道理。西汉的建立，从整个历史上看，是一件大事，但如果说得偏激一点，它在文化上没有从前辈那里继承过什么：书本被秦始皇烧得差不多了，刘邦又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小混混，他手下的大臣也基本上是文盲，即使是萧何这样有点远见的，到了咸阳也不过是注意收集军事地图之类实用的东西。至于文化建设方面，大臣们好像也不怎么在意。以当时西汉君臣的文化水准，能够活学活用，造点谶纬就算很不错了。 汉朝是中央专制体制刚刚建立的时期，人心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所以做事、说话都比较直爽。在外戚当道之时，刘向曾经上书成帝，说： “您有自己的祖宗，却把国家交给外人，自己做奴隶，即使您自己不在乎，将来祖宗们怎么办？” 这哪是跟皇帝说话的口吻，简直是训孙子。在这种说话大大咧咧，三纲五常还没有深入人心的氛围下，出现直截了当的谶纬也是可以想象的。 谶纬在两汉之后就迅速衰落，这当然也有其原因。谶纬和感生神话一样，都是为了证明皇帝的合法性，解决皇帝是否有种的问题，但它们实在是太粗糙，随着人们精神生活日益精细丰富，这些东西必然要被抛弃。尤其像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张口就是“玄”、“无”、“有”这些精致的淮扬细点，要让他们去谈什么冬储大白菜似的谶纬，那真比杀了他们还难过。 如果把中国历史的进程比喻为人的一生，那么汉朝也就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如果能背“床前明月光”，是很能讨大人的欢心的；如果他长到二十岁，再要显示自己的文化底蕴，就至少得对宝黛的爱情悲剧提出点新见解吧。  
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子产(1)
先秦是思想家层出不穷的时代，对中国文化具有奠基意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思想家们比较关心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对超越现实的宗教信仰大都不感兴趣。 “子不语：怪、力、乱、神”，仔细揣摩《论语》，孔夫子对鬼神信仰主要采取不支持、不参与、不传播的态度；墨子虽然有教主的气质，但他的《天志》和《明鬼》主要也是讲政治的；庄子好“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满肚子的寓言，但以他老人家“齐同万物”的洒脱风格，对执著心很强的宗教信仰也未必关心。 再看那些个吃宗教饭的祝、宗、卜、史、巫等专业人员，没什么名气，更没什么思想。举个例子，《周礼·春官·司巫》说：“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主及道布馆。凡祭祀，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这些巫师们都是负责求雨、禳灾、主持葬礼等形而下的事务，几乎类似杂役，总不能叫做“思想家”吧。就算先秦最著名的巫师——巫贤（或巫咸），我们除了知道他经常爬天梯去天上耍子，也没见留下什么惊人之语。 真正具有宗教学家气质，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突出贡献的，大概首推子产了。 子产首先是个政治家，不毁乡校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子产在政治家中属于比较另类的，颇有牛仔作风。公元前542年，子产陪郑伯到晋国送礼，晋平公有事没及时接见，于是子产派人把国宾馆的墙全拆了。平公派人照会，表示抗议，反而被子产一顿抢白，大意是说：咱们千里迢迢到晋国来进贡土特产，您却迟迟不接见，咱们不能及时表忠心，心里这个急呀！东西实在太多，要是不拆墙，就没地方放财礼了，这罪过不是更大吗？结果是晋国连连道歉，赶紧接见，好吃好喝招待了郑伯。 可是，先秦搞政治的人实在太多，且不说文王、周公这样的一代宗师，即便是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在政治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子产。如果子产在政治家里厮混，排名至少在二十名以外。但像他这样既有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又有自己独到的宗教理解，还亲身参与宗教实践活动的人，如果放在宗教学家里，那倒是算得上开山祖师级别的。 现将子产主要学术成果和实践成就介绍如下： （一）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 就在子产拆墙的第二年，晋平公病倒了。占卜的说是“实沈、台骀为祟”，晋国的元老叔向和太史都搞不清楚实沈、台骀是哪路神仙。子产一到，马上道出原委：实沈是参星之神，台骀是汾水之神。不过他说平公的病跟这二位神仙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太好色，连同姓（即姬姓）的侍妾都要弄四个；只要把这四位侍妾赶出去，就没事了。 太史是各个国家的国宝级学者，而且专业方向就是宗教学，可堂堂春秋大国的太史，竟然还要向子产求教，我们不能不对后者的渊博刮目相看。 （二）最早对鬼作出比较精确的定义 子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有位被冤杀的贵族，名叫伯有，整天在郑国显灵、闹事，搞得郑国人心惶惶。后来还是子产出马，安抚了伯有。子产还因此对当时的鬼魂观念进行了总结、归纳。他认为，人死了要变成鬼，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有非正常死亡的鬼才会作祟。子产的论述有不少创见： （1）他最早用精气说来证明人死化为鬼的过程，同时还指出了人成为神的可能。当时人们对于人、鬼、神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是确信的，子产的解释把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2）子产通过强调伯有的家世来证明他能够为鬼，标志着将社会属性引入到鬼魂观念之中，即把鬼的技能指数与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主要以社会地位来判断鬼的能力大小，道德评价的意味并不明显。 （3）“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思是说，只要给鬼安排好食宿，吃得好，住得好，它就不会出来马蚤扰人类。 后世的鬼神信仰，基本遵循了子产提出的这几条原则。 （三）对祭祀原则的重大突破 就在安抚伯有的同一年，呆头呆脑的晋平公又病了，把群山大川都祭遍了也没用，只好再请教子产。子产说： “祭祀禹的老爸鲧了吗？” 大家听命，忙不迭地去办，平公果然日渐好转，于是赐给子产两只饭锅（鼎）。 《礼记·祭法》说“夏后氏帝黄帝而郊鲧”，可见祭祀鲧是夏朝独资经营的。当时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宗是不能随便祭拜的。按理，除了周天子，只有夏朝的后裔杞国才能祭祀鲧。子产本着祭祀“以人为本”的方针，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出发，让与鲧毫无血缘关系的晋国也去祭鲧，对前辈的祭祀原则作出大胆的突破，既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也收到很好的工作效果。 （四）祭祀活动中的权变精神 子产对祭祀的实践和原理都很熟悉，但他不是简单地赞同或反对祭祀，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合理地运用祭祀活动。 公元前526年，郑国遭遇旱灾，子产命令屠击、祝款、竖三位大夫到桑山去祭祀求雨。这三位官僚都是废物，把桑山的树木全部砍光来求雨，结果自然是没成功。子产把三位大夫臭骂一顿：“祭祀山神，是要保护树木，尤其是求雨，更要防止水土流失，你们几个混帐，连祭祀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全部撤职查办。”  
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子产(2)
两年后的五月，郑国发生火灾。喜欢卖弄巫术的裨灶说：“不听我的话，将来还要发生火灾。” 原来，在一年前，裨灶就向子产请求配备玉制的祭祀设备，由自己主持祭祀，以避免火灾，结果子产没理会他。现在火灾来了，裨灶觉得自己的预言应验了，骨头顿时轻了几两，又向子产提出要求，这回因为遭过灾，国人对他的支持率暴涨了若干个百分点，但子产还是不理会。有人觉得子产是舍不得那些宝贝。子产说： “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预言，说得多了，当然偶尔也会准个一两次。他懂什么天道！” 最终果然没再次发生火灾。过了两个月后，子产根据原则，祭祀社神、四方神，以求消灾。可见，子产并不是反对祭祀，他只是依照一定的原则安排祭祀活动，从不为了收买民心而随便搞一些面子工程。 （五）团结广大神学工作者，掀起全国“比学赶超”的祭祀热潮 子产开口闭口骂裨灶，骂归骂，还是拿他当心腹使唤。在火灾发生的九年前，裨灶已经在子产身边出谋划策了，而且其间还有几次说得子产频频点头。如果子产不是如此热衷宗教活动，哪有裨灶的饭吃？在子产的带动下，一大批政府官员对宗教活动非常熟悉。发生大火那年，在子产的周密部署下，各级官员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勤勤恳恳，整理祭坛，祭祀水神、火神；迁移大龟、宗庙神主，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左传》的作者曾高度评价子产的这次救灾行动，并且感慨地说： “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就是说在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好坏。 由于子产对祭祀原则的灵活使用，国民也深受感召，多次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向子产请愿，要求举行祭祀活动。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有龙在城门外的湖里争斗，国人请求子产举行禳灾祈福的祭祀，子产说： “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的时候，龙也不关心；现在龙自己打架，你们操什么闲心？况且龙本来就居住在水里，你们怎么能赶得走它们呢？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 最终也没什么事儿发生。 虽然子产没有创立成熟的宗教，也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但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宗教学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无人可比的。说他是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一点也不过分。 比起商朝和西周时期来，春秋社会的宗教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种进步是渐进的，而不?br/>免费小说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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