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向过渡，不然太短了。（插话：‘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加个‘开始’可以。”

    他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我们过了22年军事生活。我们的军事，是生活平等，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但是，进城后，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把薪水制说得神乎其神。于是，按等级薪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座椅有等级，办公桌也有等级。这样一来，脱离了群众，战士不喜欢军官，农民不喜欢区乡干部，城市里的工人也不喜欢我们。进城后搞薪金制虽也不可避免，但缺点是把它说得神乎其神。我就不信实行供给制人就变懒了，明创造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过去22年，实行供给制，大家都过‘’生活，我就没有见过几个懒汉！军队一个‘花’（军衔）都没有，可把蒋介石打垮了，把日本人也打走了。打美国人的时候也没有‘花’。”“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光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整风反右，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下放，将军当兵，种试验田，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地破坏。公社工资给每个人，不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

    他说：“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只为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很好，可以提。不仅工人是产业大军，农民这个产业大军更大。把农民组织成产业大军，积极性更高，产量更多。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马克思说，许多东西是从军队里先实行的。战争时期不是劳动力统一调配吗？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人民公社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一般可以不这样搞，愿意搞的也不反对。”

    他说：“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要工厂。”

    他说：“办人民公社，要试，一个县要有一两个试点不要一哄而起。但是，群众要搞，也不能压。压就要犯错误。从前犯过这种错误。搞公社这个东西，没有初级社那样多的危险。关键是初级社，由私有变为公有。在合作社基础上搞公社没有那么多的困难。的话，过去讲的：抗日，打蒋介石，土改，合作化，都灵了，农民相信。这次提出办公社，农民会很快接受。”

    他说：“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有人说，平均主义不分高低，要出懒汉。我就不信！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让他休息都不休息。”“我们要靠政治挂帅，靠群众运动，靠阶级斗争。”

    他说：“东汉的张道陵创立个‘五斗米教’，教徒出五斗米就有饭吃，随便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办公共食堂，也可以不要钱，开量叫他吃。”

    对人民公社和向过渡的向往，不逊于主席。八大二次会议前，在专列上就曾和周恩来、6定一等人热列地议论公社、乌托邦、，要6定一编书，要吴芝圃搞试验；广州会议期间，还和主席议论过公社、向过渡的问题。

    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谈话，介绍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就要在我国实现了。”“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

    6月3o日，同《北京日报》社编辑谈话说：“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我看，三四十年后可达到。”

    7月5日，在北京石景山电厂同工人谈话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点抢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7月19日，到天津视察，讲话说：“要一个乡一个社。是否还叫农业社？不仅有农业，还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实际上是的基层组织，是公社。”

    7月14至18日，在山东视察，再次讲了“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

    8月6日，派遣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去徐水，帮助徐水搞试点。

    北戴河会议上，多次讲话，支持主席的主张。他说：公社是社会主义过渡到最好的形式。”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50、跑步奔向“人间天堂”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特别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极力主张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主席对此非常欣赏。他说：“东汉的张道陵创立个‘五斗米教’，教徒出五斗米就有饭吃，随便吃。我们办公共食堂，也可以不要钱，开量叫他吃。吃饭不要钱是萌芽，我国在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嘛。哈哈！”他笑了起来。

    在北戴河会议前，谭震林根据主席的意见，准备了一份题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的文稿。陈伯达奉主席之命，派李友九去嵖岈山调查研究。李友九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光华、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一起讨论研究，写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会议开幕当天，主席指示将这两份文件印给与会同志。

    主席称赞《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认为是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中写得最好的一个。他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更看重，视为“至宝”。这个简章是经他亲自修改过的，是他提供给人们学习的“人民公社样板”。

    简章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大协作精神，应该把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债务，除了用于当年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公社负责偿还。”

    简章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转为全社公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简章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简章规定：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免费供应粮食）。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

    简章规定：“乡社合一，乡长即社长。生产大队（管理区）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主席在大会上讲话，要求大力宣传这个《简章》。他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不一定照此办，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主席要各省把6定一编的《马恩列斯论》印出来，广为散。他说：“都看一下，会大有启。但是不要迷信，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

    主席还要求印邓力群主编的《空想社会主义资料》，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展、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所必须采取的工作方针。”

    《决议》规定：目前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的，也不要去反对，也不主动提倡。将来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政府就是社务委员会。

    《决议》指出：并社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赞成转入公社的中农。充分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克服一些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破坏。在并社过程中，要反对本位主义，要以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对各社在财产上的差别，不要算细帐，不要斤斤计较。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随着生产的展和社员觉悟的提高，它们自然地变为公有。

    主席为《决议》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地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

    《决议》满怀信心地自豪地向国人和全世界宣布：“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动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的具体途径。”

    8月29日，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教育的指示》，要求“充分扬‘拔白旗、插红旗’的风格”，“就农业社如何分配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鸣放和辩论”，“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从主席的讲话及所树立的样板《简章》到会议《决议》，明显地表现出：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共农民的产”，就是搞绝对平均主义，“均贫富，等贵贱”。农民都在公有的土地上集体劳动，在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吃一样的饭菜。从此，“无时无刻都在产生资产阶级”的小农经济“绝了种”，农民被剥夺得一光二净，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再也不会产生令人担心的“两极分化社合一”使得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等干部可以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管理土地耕种、产品分配、财产调拨、农民劳动，农民的吃饭睡觉也被干部们管了起来。这就是“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风源。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51、制定计划高指标

    (北戴河会议，讨论研究了许多问题，通过了4o个文件，这在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中央领导人和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头脑热昏，盲目乐观，情绪亢奋，谈笑风生。计划指标冲霄汉，报告决议惊鬼神。

    会议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出现了飞跃展的大好形势，农产品的产量有了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粮食总产量将达到6ooo到7ooo亿斤，比1957年增长6o-9o，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1千斤左右，粮食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粮食8ooo亿到1万亿斤；钢产量27oo吨，争取3ooo万吨。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达到的主要指标是：钢8千到1亿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57年）的产量增长14倍到粮食13ooo-15ooo亿斤，增长25倍到31倍。

    教育：在3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争取在15年（1973年）左右时间内，基本做到成年人接受高等教育。

    农业展纲要：提前8年完成。

    主席批示：“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主席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

    主席说：“苦战三年之后，土地的观念要改变，用不着那么多地。将来可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就够了。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

    关于民兵问题，主席说：“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用6年时间4人一支枪，全国共1亿支枪，每人一年几十子弹，下一道命令必须打光，没打光不算完成任务。全民皆兵，有个壮气作用，吓人作用。”

    《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说：“全民皆兵，就是以公社为单位，逐步实现全民武装。1962年，预计全国有7亿人口除了地、富、反、坏、右和残疾人员之外，把年满16岁至5o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组织在民兵之内，预计3亿左右。”

    主席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钢公社，城乡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政社合一，乡社合一，挂一个牌子。”

    主席说：“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我们的农业学校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农业学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办工厂，炼钢炼铁，很好。”

    说：“学校要和工厂结合，工厂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办工厂。”

    主席说：“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主席接着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oo人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养成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搞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o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开会、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主席说：“今冬明春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和教育，要搞大辩论，大字报。”

    看了这样的高指标、听了这样的讲话，对后来生的许多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在建国三十年里，根本就没有民法、刑法，更没有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全是“靠人治”，“主要靠决议、开会”，靠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就全国来说，党中央、做的决定、说的话就是法律；在地方，各级党委和书记做的决定、说的话就是法律。

    在1958年，中央先后出了两个“教育农民”的文件，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教育农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如果怀疑或者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谁如果敢不听书记的话，那就要挨辩论，甚至要被捆绑、毒打。村里的民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挨辩论、捆绑、打骂的农民各公社、大队都有。地主、富农且不必说，就是贫下中农也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怕哪句话说错就要挨辩论、被专政。

    农民没有法律保护，干部无法无天。农民的各种权益遭到严重侵害，但是却无处申诉，处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地位。尤以“四类分子”家庭最甚。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51、一哄而起迅速公社化

    (1958年8月3o日，北戴河会议闭幕。~~~9月1日，《红旗》杂志第7期表《迎接公社化》的社论和嵖岈山卫星公社简章（草案）。9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卫星公社简章，并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简章看如何办公社》，赞扬嵖岈山卫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9月1o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表，《人民日报》同日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11日，《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教育的指示》公开表。这时，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到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外，大627个省市区共建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o4％，其中，有12个省达到1oo％；到1o月底，农村公社已达2657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1％。至此，1956年建起的7o多万个高级社，才刚满两年，就在一个月时间里变成了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化的浪潮，由农村滚滚冲向城市。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到9月底，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公社482个，其中，以街道为主的63个，以厂矿为主的218个，以大专学校为主的118个，以机关团体为主的42个，以郊区农业人口为主的41个。参加公社人数占这9个市总人口的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495o人。其它省市也建立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哈尔滨市的香坊人民公社、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等，在当时很有名气。一些富裕市民非常恐慌，急忙提取银行存款、购买贵重物品。上海等一些城市的手表、金银钻石饰等贵重商品迅脱销。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八个字：“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的“大”，先是规模大。平均每社48oo多户，6万多亩土地和1万多劳力。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在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中，1万到2万户的公社533个；2万户以上的社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有94个县实行一县一社。其次是经营范围大。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

    人民公社的“公”，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原来高级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实行全公社统一核算；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社经营，社员个人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公社所有。国家把在农村的粮食、商业、财政、信用社等基层机构下放给公社经营管理。

    人民公社的“公”，其次表现在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据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五省到1o月底统计，共建公社5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的共842个社，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即饭菜不要钱）的2151个社，占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即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59o个社，占15％；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等）的1o3个社，占27％。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了，只给社员一张食堂就餐证。工资制则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由于公社的收入先要用来维持供给，工资也就名存实亡。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分级管理体制。初期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架子，基本上是按照嵖砑山卫星公社的模式搭起来的。一般分为公社、大队（有的叫作业区，一般是原来的高级社）和生产队三级。有些几乡一社的大社，还在公社与大队之间设一个管理区，作为公社的派出机构，大体相当原来的乡。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一级政权机构。公社统管全社的经济核算、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本大队的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是一个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为了便于集中、调动劳动力投入大跃进，搞“大兵团作战”，许多公社搞所谓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入师、团、营、连、排、班等军事组织，在劳动时像军队参加战斗那样部署、指挥、调动。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社员过着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到1o月底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吃食堂的社员占农村总人口的9o％。已建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幸福院1o万多个。河北、贵州、辽宁等2o个省市区，共建民兵师1o52个，民兵团24525个。

    各地还出现了一批急于向过渡或准备过渡的公社，演出了一个个乌托邦的闹剧。1958年1o月，山东寿张县委作出规划：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山东范县县委制定了196o年过渡到的规划；随后，山东莒南县制定出一个“大战二百天，向过渡”的规划；河南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修武县，制定了五年向过渡的规划。另外，一些省委，如陕西、山东，也做出了向过渡的规划。

    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是1958年闹剧的一大“亮点”。9月中旬，主席到安徽视察，当听到舒茶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9月27日，说：“我经过三个省，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于是，全国公社都在搞“敞开肚皮吃，食堂不要钱。”

    开始办食堂，各生产队害怕把自己队里的猪羊鸡鸭被共产，就杀宰猪羊鸡鸭，让食堂变着花样吃；各公社也鼓励公共食堂吃得好，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组织“食堂饭菜竞赛”，开“食堂现场会”。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孟津县红旗公社“九十顿饭菜不重样”的奇迹。各队的干部和社员都有“不吃白不吃，反正是公家的”心理。薄一波回忆说：“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口号很积极，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让他吃不可。”

    最为荒唐的闹剧生在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1958年11月7日，跑马人民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的头。已经到了！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什么都公有了。”有人问：“什么时候共老婆？”这位书记回答说：“我得请示上级。”一宣布散会，社员们一窝蜂似的上街“共产”了。拿完了商店的东西，就去到别人家拿。你家的鸡，我可以抓；这个队的菜，别的队可以来拿。更有荒唐的，有人竟然去托儿所、幼儿园来领别人的小孩做儿子。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52、范县绘图“乌托邦”

    (52、范县绘图“乌托邦”

    1958年1o月2山东省范县召开万人大会。县委书记谢惠玉宣布：“范县要在196o年过渡到。”他具体描绘了美妙的蓝图。后来。这幅画得最美的“乌托邦蓝图”，摘要登载在中央宣传部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题名叫做《山东范县提出196o年过渡到》。现扼要介绍如下：一、工业。二年实现电气化，并开始研究利用原子能；大力展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建筑业和生活用品工业。到196o年，我社将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活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到手里。”

    二、农业生产万斤化，今年水利河网化；明年全部土地园田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后年达到灌溉电气化。196o年，“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花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的了不得。”

    三、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实行土地种庄稼、植树、休闲各占三分之一，59年实现宅旁、路旁、河渠旁、陵园旁、水库池塘旁全部绿化。

    四、关于“乐园”的规划。

    1、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合并成25个“新乐园”。每个乐园内设有：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馆、浴池、养鱼池、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广播站、体育场、电厂、自来水供应站、畜牧场等。

    2、修筑“经三纬五”共八条宽3o米的公路，贯串25个新乐园。田间也要修四通八达的宽12米的公路。

    总之，要实现：“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有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乘凉有电扇；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五、文教、科学、卫生、福利。

    1、文教。59年普及小学；6o年普及中学教育，建成综合大学4至6所，师范学院1所。

    2、科学。59年建成科学院1处，分院1o处；气象总站1处，分站1o处；正规红专大学11处，农业大学1处，党校、团校、医校各1处。

    3、卫生。今年开始公费医疗；59年扩建1o个床位的医院、妇产院各25所，百个床位的医院、妇产院各1所，门诊部1oo个；6o年除扩建已有医院外，再建公社疗养院4处。

    4、福利。58年建戏院、图书馆、澡堂各2o处；59年扩建戏院、澡堂、电影院、体育场、公园、图书馆、俱乐部各25处；把生产队、食堂、工厂等单位均安上电话，户户有喇叭；6o年生产大队建总机，托儿所、妇产院、医院、图书馆等单位均安上电话。真正达到：“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娱乐加学习；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直扑鼻；房屋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听听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

    蓝图最后总结道：196o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要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这就是当时的范县县委书记和全县干部一起尽最大的努力来幻想，所能够想象、幻想出来的最幸福的天堂的情景。

    1958年11月6日，主席看到了这幅“乌托邦蓝图”，写下一段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指示印给参加郑州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字体大小，文章格式，完全照文老样，较为适宜。”同时批示：“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影响最大的是中央在河北徐水人民公社搞的“试点”。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58、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58、张春桥写《破除法权》张春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智囊”和“笔杆子”。~~~~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那篇奇论，就是出于张春桥的手笔。北戴河会议后，柯庆施回到上海，把主席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谈话告诉了张春桥。张春桥立即按自己的理解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举了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的例子之后，张春桥说，在旧社会，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文章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主张立即加以破除。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地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

    张春桥的文章，载于1958年9月15日上海《解放》半月刊第放》杂志是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柯庆施吩咐：每期《解放》一定要寄送给主席。主席看到了张春桥文章的标题，就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很合自己的心意，就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人民日报》于1958年1o月13日转载了张文，其它报刊也纷纷转载，开展了连续两个多月的讨论。

    绝大多数讨论文章都同意张春桥的观点，把工资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主张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应该继续破除。有的文章认为，现在推行供给制，将冲破人们“在劳动中斤斤计较、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庸俗习气，势必大大扬精神”。有的文章则结合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上中农对人民公社化的抵触情绪，认为上中农“一怕归公，二怕拉平，归根结底是幻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地、县各级掌握实权的干部几乎都是工农出身的“老粗”，跟着主席过了几十年或十几年的“战时”生活，没读过几本马列的书。至于公社一级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合作化时期提拔上来的农民积极分子，更不懂什么是马列主义。上级的文件和讲话，报纸上登的话，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马列主义，就要听，就要跟。什么鸟“法权”，他们根本弄不明白，反正跟“资产阶级”沾上的，就不是好东西，就要打倒！就要破除！读了张春桥的文章，他们明白了三件事情：第一，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最早是马克思提出的，也是的主张；第二，他们搞“共产”，把高级社的和社员的财产收归公社所有，他们搞绝对平均主义，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均贫富，等贵贱”，他们向迈进等等，原来都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原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三，那些主张“按劳取酬”、“等价交换”，反对“共产”和“供给制”的人，原来是在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对！

    张春桥的文章，给大闹“”的张国忠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

    一位研究马列主义的老教授看了张春桥的文章，苦笑着对老伴说：“这个狄克，又来唬人了。马克思何尝主张过像狄克所说的那样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恰恰相反，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拉萨尔鼓吹的‘资产阶级权利’，本意是批判那种离开历史条件要求平等、平均思想。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展。’狄克在他的文章里，主张不顾我国现在的经济、文化实际情况，不考虑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硬要出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展，硬要越历史阶段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举着一面他所伪造的‘马克思主义的红旗’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手段真够卑鄙！唉！是狗就改不了吃屎。”

    狄克，是张春桥在2o世纪3o年代写文章的笔名。当年，他就用这个笔名、采用卑鄙的手法写文章，攻击过鲁迅。

    老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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