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12部分阅读
、《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欲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
有这回事——《没这回事》创作谈
我的小说每次让《中篇小说选刊》选载，都会有些惶恐，因为这篇创作谈实在不好交差。
《没这回事》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小说中有关明逊帝建文皇帝的传奇倒是有史可证，而所谓铜匣子的故事就是那些严肃的学者和正经的君子颇为不屑的小说家言了。
尽管如今做小说很让有些人见笑，我倒是知道自重的，并不想玩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去让人更加看不起。所以我的小说《没这回事》想表达的其实是“有这回事”。那空空如也的铜匣子在我们民族其实被承传了千百年，并在继续承传。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乃至政治，都有形形色色的空铜匣，被我们视如至宝，顶礼膜拜。我们或者并不知道铜匣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物，或者知道铜匣子里从来就是空的，或者知道铜匣子里的宝物早就被哪位祖先窃取了……不论如何，只因为这铜匣子是先人传下来的，就神圣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极不愿做的事，就并不觉得奇怪了。于是，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宗教世界，遍地是飘浮着虚伪空气的教堂，到处是面慈目善却口是心非的牧师。倒是牧师们只要表演得敬业和虔诚，或许有机会熬成一方红衣主教，而他们是否会给教民们带得福音就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在各式各样铜匣子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时候，也许最懂得铜匣子百无一用的，就是极力维护铜匣子权威的史老太爷那类人了。不为别的，只因那铜匣子能给史老太爷们绝对的威严。想探究铜匣子秘密的人倒是常有，譬如小说中的史维、史纲和史仪，但他们要么陷入莫名其妙的使命意识的魔圈，要么凿穿了秘密而被神圣的铜匣子抛弃。史维三兄妹最终都知道那个铜匣子原来并不值得奉为神灵，只是不想让老太爷生气，就暂时依了老人家吧。老太爷生气了，家里就不会稳定。家和万事兴啊。他们知道老太爷毕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只是心照不宣，免得落下不孝的罪名。哪知老太爷百年之后，老奶奶尚健在。老奶奶虽不是嫡亲的，但老太爷遗教在耳，谁敢违拗？老奶奶想私下打开铜匣子，这也许正是史家列祖列宗瞒着别人都做过的事，只是她运气不好没能打开匣子看个究竟。不过她仍要把这个铜匣子传给史家后人的，她相信这个神秘家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是个荒诞不经的寓言，演绎的却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会继续演绎下去。记得当时我写完这个小说，恍惚间有种疑惑：到底是铜匣子错了，还是钥匙错了？
您可以不高兴
我从不幻想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小说。上帝还有人诅咒哩，何况我一介书生。小说不被有些人喜欢，并不让我沮丧。有人喜欢的东西，必然有人不喜欢。世事大抵如此，不足为怪。相反，我的小说让一些人不高兴了，倒令我十分高兴。
有意思的是，不喜欢我小说的人并不一定不爱看我的小说。有的人捧着我的书，边看边骂，也还是看完了。有的人因为身价而傲慢，尽管在我的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却只说随
便翻了翻。还有人看了我的小说却硬是不承认自己看过，实在好笑。到底有多少人看我小说的时候是骂骂咧咧？我没法知道。从小听老辈人讲，你若打喷嚏，肯定有人背后讲你坏话。幸好这是迷信，不然我就成天喷嚏不断了。
倒是我真的偶感风寒时，朋友们在电话的另一端听我打个喷嚏，会十分关切，嘱我多多珍重。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从遥远的北方来信，特意关照说，最近气候变化无常，请您保重身体。我的爱人特意买了块玉雕花生，挂在我脖子上。据说北方叫花生长生果，我爱人买的这块玉佩又是两颗连着的花生，寓意双生，也是祝我平安的意思。我突然发现自己被亲人和许多陌生的人关心着，可掠过心田的却是淡淡的忧伤。我真的那么值得别人关心吗？我的健康和平安真的很令人担心吗？
我尽管很少打喷嚏，但我知道自己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实在太多了。大凡心智健全的人，都是容得下别人批评的。我还从没在任何场合回应过别人的批评，希望朋友们别误会我对什么意见都置若罔闻。别人有批评或不批评的自由，我有回应或不回应的自由。想侃侃一种批评意见，也纯粹是好玩，算不得对批评的正经回答。正经的回答文章，就得按批评文章起承转合的套路写来，而且应该有些学术味，而我前面绕舌了老半天还不知要领，也闻不到半点儿理论气味。
这种很好玩的批评意见是：我的小说有诲滛诲盗之嫌。他们说我把官场套路写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如果别人照着学，不更加助长了官场恶习？
据说过去的皇帝老子很忌讳《水浒传》，怕的就是老百姓跟梁山好汉去学。其实这忌讳好没道理的。我想，显然是先有了梁山好汉，而后才有《水浒传》，宋江们的起事肯定不是从《水浒传》里学来的吧。《水浒传》之后，中国最有声势的农民闹事，好像只有李自成、洪秀全和义和团，而且这些造反的人是不是看过《水浒传》还说不准。有次，某公同我说到诲滛诲盗的事，我故意冒充饱学之士，幽默了一回。我说，据我考证，洪秀全平生从未见过《水浒传》，他天生就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门心思要考状元，做大官，所以大半辈子埋头苦读四书五经。只因考场屡屡失意，才一气之下要造反：他妈的，老子大官做不成，干脆就做皇帝去！某公听了，将信将疑，却不好多说什么了。我想，即便《水浒传》之后的农民闹事都是受了施耐庵的挑唆，那么，《水浒传》之前枭雄蜂起、战乱频仍，又是谁之过呢？
我倒是发现，从陈胜吴广开始，凡要率领众人干大事，就必须装神弄鬼。陈胜帛书“陈胜王”三字，藏在鱼肚子里，让人“偶然”得之，传为怪异。吴广从中帮忙，夜学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怪叫。群氓便以为陈胜是上天派来的，都提着脑袋跟着他干了。后来，黄巢、黄巾军、洪秀全、义和团，等等，都干过装神弄鬼的事。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装神弄鬼在中国仍可大行其道。李洪志闹得太不像话了，终于翻了船。还有不少神乎其神的“大师”们，依然活得很体面，很自在。其实，造反和装神弄鬼，都是无师自通的，并不需要别人教唆。
我倒真希望自己的小说有那么大的魔力，也好让我有个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倘若如此，我只需将自己的小说全都销毁掉，并就此封笔，从今往后就政风清平，乾坤朗朗了。可这分明是我的一厢情愿。其实官场上左右逢源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比我聪明多了，用得着跟哪位作家的小说去学吗？！他们运用自如的官场套路和游戏规则，没有哪本书上阐述过，可他们天生就会。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的实际操作原则大多是上不得书的，因为无法堂皇。作家们既缺乏为官术的理论功底，又无缘身体力行，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依样画葫芦是低级劳动，被人看轻也自有道理。我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官员腐败的报道，因为见得太多，渐渐没了愤怒的兴趣，却常常为他们的智慧而自觉汗颜。他们为了多贪多占而玩出的花样，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种手段，肯定没谁教过，而且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从哪位作家的书里学来的。任何一位腐败官员都比作家要高明许多，他们若是读了作家们写的揭露官场腐败的书，肯定会暗自发笑，骂作家们真他妈的没过世面，因而也就更有理由瞧不起作家。不仅腐败官员们自己智慧，就连他们的亲朋戚友也在耳濡目染中智慧了。有位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抓了起来，可就是搜不出存折。专案组费了天大的力才找出了存折，却发现藏存折的办法十分简单，又十分智慧，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原来，这位官员的老岳母将女婿的巨额存折用塑料纸包好，塞进一块肥肉里，放在冰箱里冻着。这等智慧，怎不叫人拍案惊起？！
拒绝游戏——《国画》代后记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g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祝福我的父亲母亲
——《梅次故事》序（书出版时因故未用）
《国画》出版以后，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本可将“经历”二字改作“遭遇”的，却怕招致无聊的议论。我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做人做事还是平和些吧。
正月初三，我上南岳衡山朝圣，佛前长跪，心念明净。佛我是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的，
总以为拜佛就是拜自己的灵魂。佛祖恕我！尔后我云游昆明、建水、大理、丽江，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再尔后，我就消失了，同这个世界断绝了联系。在南方某市的某个偏僻角落，我租了一间三楼的民居，埋头写这部小说。
这时，小说才写了一半。写得很艰难，常常放下来就是几个月不去理会。内心太不宁静了。躲了起来，同我为伍的就只有小说中的人物。什么都不去想，只是写作，我就气定神闲。此前万念，与我皆若浮云。不停地写，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我都写了些什么？多说就没有意思了。作家于小说之外，本不该说太多话的。
房间没有暖气，冷得刺骨。本来有家宾馆的老总要给我个房间做工作室的，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那里也不是个可以让我匿身的地方。我只好端着华硕手提电脑，坐在被窝里写作。床松松垮垮的，老吱吱地响。也许房东会奇怪我日夜躲在屋里，足不出户。这时候，扫黑风暴席卷全国，他们是否怀疑我是个在逃的黑老大呢？见我到底还算面目慈善，才没有去报案吧。我将手机关了，可传呼机总在我的腰间震动。是那些惦记着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回电话，请求他们宽恕我！
初稿完成了，我突然很想念老父老母了。在北京改稿近一个月，我便把父母从湘西老家接了来，带在身边。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吃过太多的苦。我对父母一直心怀歉疚，没时间带他们出去走走。如今我是个自由写作者，了无牵挂，终于如愿了。妈妈说，七十多岁的父母，跟着四十岁的儿子，一出门就是个把月，没听说过。老人这是高兴。妈妈到了北戴河，看见了大海，竟然在沙滩上跑了起来。我见了几乎落泪。很多年没有同父母朝夕相处了，我发现自己脾气竟然越来越好了。我伏案写作，妈妈老在身后唠唠叨叨。她老担心我写出麻烦，教我如何如何写。她老人家居然要我写《我爱我家》之类的东西，逗得大家都高兴。我一点儿也不烦，只是不停地回头朝两位老人笑。我原是个很任性的儿子，老同父母顶嘴。天天听着妈妈的唠叨，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二稿。
书稿送给编辑去了，我松了口气，父母却很焦虑。后来编辑征求我的意见，能不能写得更饱满些。我也觉得不够尽兴，便答应再改一次。父母却以为出了麻烦。父亲是当年的右派分子，就因为几句话便受了二十多年的罪。这块伤疤终生都让他们的胸口隐隐作痛。妈妈说我的时候，爸爸总是默默地望着我。他们不希望儿子再重复自己的苦难。我反复解释，父母都不相信，总以为我在宽慰他们。我便说，我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你们就把自己当老小孩，安心跟着我吃，跟着我玩吧。退一万步讲，哪怕就是出了什么事，也得由我自己承担啊。父母就有些无奈，感叹自己毕竟老了，庇护不了儿女了。
回到长沙，我又躲了起来。父母那忧虑的面容老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小说，却又不能让老人家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父母又回老家去了。我便隔几天打个电话回去，老在电话里打哈哈。妈妈总喜欢琢磨我电话里的声音和语气，惴度我是否真的开心。曾经有很多谣言，说我如何如何了。父母便老打电话来，我也是老打哈哈。有天黄昏，父母突然敲开了我的门。白发苍苍的父母从天而降，我又喜又恼，恼的是他们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好让我去车站迎接。父母只是笑，进门后反复打量我。我忽然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让我措手不及，好看看我真实的状态。我不禁鼻腔发酸，关进洗漱间，泪流不止。
小说最后完成了，父母仍会很焦虑的。他们活到七十多岁了，仍把自己的儿子当小孩。他们总不相信儿子会强壮起来，可以从容不迫，可以随心所欲。妈妈总是说，儿子啊，你太善良。我说，妈妈，你儿子善良，但不懦弱。妈妈笑了起来，却又忍不住叹息。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敬祝他们健康长寿！
一个女人的命运——《亡魂鸟》自序
我的老家，溆水河边，早年有个知青农场。我十六岁时，爱上了那里的一位姑娘。她长我两岁，梨花如面。姑娘一天到晚总想着给我买零食吃。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两句格言：让爱情像太阳一般炽热，像月亮一般纯洁。于是我俩就总是沿着溆水散步，隔得尺把远，生怕手碰到一起去。正是冬季，寒水汤汤，北风吹得我俩的裤管啪啪地响。有个雪夜，姑娘的伙伴们恶作剧，把我俩锁在了房间里。我俩就围炉夜话，直到东方既白。
一位女知青，为了庇护自己的恋人，被迫同农场场长结了婚。她的善良却未能让自己的恋人躲过厄运。那位优秀的年轻人最终被处决了。罪名是莫须有的。女知青的悲苦命运从此开始。这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不足两千字的文章，我读过之后愤懑难已。报纸还配发了这位女知青的照片，那双眼睛美丽而忧伤。
我又知道几位奇女子，都很漂亮，都很能干。只因为她们偶然同官人有了联系，命运就凄惨起来。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她们不过是为几位腐败官僚增添了些花边新闻。当不明真相的人们唾骂她们红颜祸水的时候，我却暗自替她们扼腕。
我怀念远逝的初恋，痛惜那些并不相识的女人，感悟着很多的懵懂和清醒。种种破碎的情绪总在我的胸口激荡不已。去年底，我暂时撇开正在写着的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写作这部《亡魂鸟》。隆冬，寒风吹得窗玻璃哐哐响。
七月，为了躲避长沙的酷暑，也省去些应酬，我跑到会同、靖州去了。朋友们偶尔打通了我的电话，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只戏言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很漂亮，有山有水，又有山野菜蔬，人就更是古道热肠了。像我这种散淡的人，正好找这样的去处享受清凉。在会同，我落脚的地方，半山上有座亭子，松风鸟语，流泉鸣蝉。我白天坐在亭子里修改小说，黄昏便去县城的小巷子闲逛。到了靖州，我仍是白天工作，傍晚就去河里游泳。那条河叫渠江，并不太大，却清得撩人。
我写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丝毫高贵的知青情结。我不喜欢有人说到知青生活就苦大仇深。因为我知道，知青们祥林嫂林一样诉说的苦难，不过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最日常的生活。
我这部小说叙说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曲折、凄美、无常、荒诞。
所谓官场小说——小说集《官场无故事》自序
我总是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可是人们指着我的《国画》、《官场春秋》和《没这回事》，偏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我便没法抵赖了。于是索性将新出的这本书名冠以官场二字，就叫《官场无故事》。
且不管辞书上对故事二字的权威注解，我却是很小就从祖母那里知道，故事就是大人编
造出来哄小孩的。而官场万象，白云苍狗，妙不可言，并不需要作家有太多的想像力。这于作家的创作，实在是件讨巧的事。作家纵有天助神佑，也抵不过那么多聪明人的奇思妙想。单以文凭、智商和学问论，如今的官场可谓精英荟萃之所。围绕着权力这根魔杖，官场各色人等都会变得极其智慧，随时可以观赏他们出色的表演。当然，顶顶出色的表演是不留痕迹的，不是有心人还真看不出。海底风暴雷霆万钧，而海面上往往风平浪静、阳光灿烂。
说来惭愧，我平生只会做一件事：写字。白天写庙堂文章，晚上写小说和别的文字。中国从来只有庙堂文章才是文章正宗，别的文章都是旁门左道，只配得上“小”、“散”、“随”等很百姓味的字眼，所以就是“小说”、“散文”、“随笔”。于是中国作家们再怎么自命不凡，在有些人眼里，总是“小”的，是自由“散”漫的，是可以“随”便将他们怎么样的。幸好孔圣人作过中国最早的诗歌编辑，诗才不被加上辱没性的前缀，诗也就不失其高贵。所以，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位写小说的皇帝，他们写诗。
我很惭愧，写不出诗，只喜欢写小说，也写写别的小文章。听说打麻将已经算是体育活动了，再也不用担心麻将销磨国人意志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所有人晚上都得从事这项全民健身运动，所以我白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想写作就写作，想百~万\小!说就百~万\小!说，什么也不想干了就独坐窗前凝望天空。书房西窗，群楼如林，天余一角，有时还可以侥幸望见些星星。
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朝夕之间》后记
我见识过一种高论，大意是说按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只有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才是小说，而中国传统的小说只是故事。我有自知之明，依着这个高论去评判，我的小说就不是玩意儿了。这里面的小说和故事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太深奥了，我琢磨再三，不得要领。如果我的小说不再是小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叹的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学记录顷刻间化为乌有，只剩了个孤独的卡尔维诺。不知卡尔维诺九泉有灵，他会愿意吗？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说自己对未来文学是乐观的；既然如此，我相信他对人类文学过去的成就也该不
会如同某些高人那么漠然吧。相反，卡尔维诺对文学先贤的不朽事功恰恰推崇备至。
我本是很不喜欢某些高人言必称希腊的，但既然有人提到了卡尔维诺，那么话题还是从卡尔维诺说起。这位被有些中国高人鼓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师说自己年轻时也想通过写作表现自己的时代，并想“满腔热情地尽力使自己投身到推动本世纪历史前进的艰苦奋斗之中去”，“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这个时候，卡尔维诺头脑中的文学是沉重的。但他很快就觉悟了，发现自己年轻时候对文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卡尔维诺就成了让某些中国高人推崇的世界级大师了。
也许很多中国作家知道自己注定成不了大师，便不想去剽窃《寒冬夜行人》之类。至少我现在仍愿意像卡尔维诺年轻时那样幼稚着。作家写小说主要是给普通百姓看的（当然也有高明的作家专门替某些高人的研究而写作）。可是我始终不明白，很多连百姓都懂的道理，到了高人那里竟然糊涂了。比方说，普通百姓嫌中国那些关注现实的小说写得太收敛了，而高人们则指责这些小说过多地反应了阴暗面；普通百姓说某些现实题材小说把某类人的嘴脸刻划得维妙维肖，而高人们则担心有人会依样画葫芦；普通百姓认为作家应有社会良知，而高人们却总疑心作家有什么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赞赏作家犀利的笔锋，而高人们却偏说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极东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说同社会调查报告是有区别的，而高人们则批评有些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区别还可随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位伟人有时候说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文学有对与错之分吗？我想没有。但是文学有优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问题，往往只用常识作判断，而不会应用什么高深学理去论证。通常情况下，评判文学，常识就够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许学富五车，却往往无视常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怀疑这些高人的智慧，却怀疑他们的良心，至少怀疑他们的诚实。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百姓欢迎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伪现实主义多么无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如果只剩下“准风月谈”和“高科技文学”会是多么有害？
“高科技文学”是我刚刚发明的一个名词。我的文学的概念是浅显的而不是深奥的，是可为街谈巷议的而不是放在试管里作研究的，是适合大多数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为了去领某项诺贝尔科技发明奖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有些文艺理论家通常要标榜自己站在理论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学”摇旗呐喊。于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里，“高科技文学”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玩“高科技文学”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说现实主义，他就会怪笑。他们眼里，现实主义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们其实“念念不忘”的仍是现实主义：他们就像刚孵活的小鸡，拼命想挣脱现实主义的蛋壳；他们就像幻化成丨人的狐狸精，时时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现实主义的尾巴；他们就像男人变性做了女人，总担心自己嘴上长出现实主义的胡须。哪怕他们的文学真的“高科技”了，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终身与之顽强战斗的假想敌。
我的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高科技文学”拼着老命想要远远地跑到现实生活之外（其实谁也做不到）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卡尔维诺说的，文学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生活的重量吗？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我们可以找副扑克玩算命游戏，我们可以猜谜语讲浑段子，我们可以钻进电游室同美国三军鏖战，我们如果口袋充实还可以醉生梦死。
我想，文学本质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尽管有时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诃德》、比方《好兵帅克》、甚至比方《西游记》，它们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玩具。我随便说到的这几部小说，理论家们也许会将它们归到不同的主义里去，我却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优秀的实现主义作家，多少都会有些唐吉诃德的的勇武、好兵帅克的天真、齐天大圣的顽皮。正因为他们的勇武、天真和顽皮，文学才永远不至于丧尽天良。
不知装帧尚可的《卡尔维诺文集》销路如何？如果为着这套书热卖而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么多人自作多情地装高明，似乎谁再现实主义就丢人，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
没法结局——《结局或开始》创作谈
《结局或开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的最后一章。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绵密厚重。《朝夕之间》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近七年间，我先后写了六个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头发白了》、《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这些中篇我每写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长了。我必须接着写出下一部，心里才安妥。编辑成《朝夕之间》，我通读一遍，几乎有些吃惊。原来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竟浑然天成。很多读者是看过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长篇出版，读
者仍是喜欢。
我的书近几年好像颇受读者青睐，以至盗版书和盗名书猖獗于市。书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乐。可我心里常觉不安：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我的小说？也许因为很多本该结局的故事不肯结局，而不应开始的故事天天重新开始吧。
《结局或开始》写的正是这种无奈。我们正在飞快地老去，而时间似乎凝固着。今天同昨天没区别，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换成了牛皮鞋，中山装换成了西服，吉普车换成了奔驰，但上演的还是老把戏。新的语汇层出不穷，而日新月异的语言材料演绎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古老逻辑。新的语汇粉饰着生活，似乎我们已经改天换地；可透过话语魔障，破译出的仍是千年皇历。
我曾经将千百年流变日新却一脉相承的官场游戏定义为“官场亚文化”，即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亚文化免不了蝇营狗苟之类，于是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著研究之。但这却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官场偏又是个重实用而轻理念的场所，尽管有时候有些理念被宣扬得至高无上。我偏执于《结局或开始》之类题材的写作，只因我曾经厕身同样的生活环境，而我天生的习惯就是喜欢寻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总禁不住要捅破那层纸看个究竟。我不太安分做个皮影戏的看客，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于是现实总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轮回，不见有大的进化。没有叫人欣慰的结局，也没有真正新的开始，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感情极其复杂，有恨、有爱、有悲悯。中国官场毕竟是精英荟萃之所，当然其中也有丑陋的物种，他们构成奇特的社会生态圈，主宰着芸芸众生。生活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乐观，但生活毕竟需要希望。于是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正如一位论者评论的，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隐与达的矛盾。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他本能地会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就使得关隐达在官场中总是陷入一种尴尬。现实智慧终于让关隐达在达与隐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是隐是达，都不可能是关隐达的自主选择。他的命运沉浮主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
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
“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当初我侧身官场，在所谓领导面前，我可以服从他们，却不一定尊重他们。想赢得我的尊重，得看他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平头百姓，只是官场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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