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也起到极重要作用。关于其人，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中华民国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另外，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当众倡言反清，闻者多胆怯走避，惟陈少白、尢列、杨鹤龄附和之，乃得四大寇之诨名。

    清代政府、公家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

    孙中山出身于农家，乳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在长期奔走革命活动中曾多次改名杜嘉诺、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艾斯高野、阿罗哈（dralaha）等。辛亥革命后始称孙中山，日本称孙文，欧美各国则称孙逸仙，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自小就参予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三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1878年，得长兄孙眉的帮助，到檀香山就学达5年之久。回国后曾偕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到香港后洗礼入基督教，并继续读书，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后又闻香港西医书院招生，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学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其间曾致书濠头乡退休官吏郑藻如，提出禁鸦片、种蚕桑、办教育的主张。每逢假期回乡，就帮助农民选种施肥，改良水利，扩宽道路，并与乡绅商议改革乡政，制订预防盗贼的措施。有意以一村作示范，冀能做出成绩推广全国。

    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故求医者门庭若市。1894年春在翠亨家中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并偕同陆皓东远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他接纳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宏图伟略。但不获接见，于是他转赴檀香山，在孙眉的帮助下，几经艰辛，发动起广大华侨，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该会的誓词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且即时筹集资金伺机起义。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他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第三子，幼名“帝象”，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家道贫寒，平时，孙中山还要去捡猪粪。贫寒的幼年生活，使得孙中山对于旧中国的民生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school），他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于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1884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尢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故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孙中山早期参与的革命：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而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president，当时译为“伯理玺德天”），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阴历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inlondon，又译作“伦敦被难记”），孙中山被邀以英文写作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一切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见“起义年表”），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但调查结果表明，谋杀的指使人就是袁世凯，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一方面阻挠宋案的司法审判，一方面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大贷款，以充实军费。袁世凯的胆子更大了，先后罢免了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同时命令事先已集结在九江、南京附近的军队发起进攻。9月1日，南京被攻占，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失败了。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宣告与北京袁世凯政府对立。1918年5月因受西南桂系和政学系军阀的挟制，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921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变，孙中山被迫退居上海，至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才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新党纲、新党章，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年11月，应冯玉祥电请北上“讨论国是”。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当时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但仍扶病于31日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万人的热烈欢迎，并发表了《入京宣言》。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在遗嘱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实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据《凤凰周刊》报道，当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自1907年起，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月底临时参议院组成。

    当时，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他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最后与袁达成协议：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13日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代任。此后又苦心孤诣，协助袁世凯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其重视向国民宣誓一事。为了引导袁世凯步入民主程阶，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9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讨贼军，任命谭延恺为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备进行北伐。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10月15日，孙中山率师回广州，击溃广州商团武装。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达天津，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旧病复发，他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并计划22日入京。18日，因得知“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孙中山大失所望，病情随之加剧。段祺瑞致电相催：“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入住北京饭店后，次年1月即开始病发。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1925年2月18日，他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自知不起，临终时由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兆铭（即汪精卫）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上签字。

    后世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其实他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13页的英文病例记录，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不能进食。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极危险。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终夜不离。戴天仇为孙草遗嘱。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腹胀加增。克礼为之打针放水。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当弥留时。戴天仇代草遗嘱。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竟达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中国**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治丧处成员，并敬献长挽联：“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1925年4月2日起，孙中山灵柩停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遗书

    孙中山弥留之际，曾在2份遗嘱上签署。其一为《政治遗书》，其二为《家事遗书》，以下为遗书全文。

    政治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一、联坛佳话

    老革命家、教育家：何子渊的母亲陈太夫人，十三岁怀了何子渊，曾隐讳地问她的家婆：“十三两的鸡会不会下蛋？”，家婆不解其意，顺口回答：“讲鬼话，十三两的鸡怎么下蛋？”，羞得陈太夫人满脸通红，掉头就走。不久，长子：子渊便呱呱堕地……从此，一发不休，陈太夫人接连产下17个女儿，7个男孩。人文鼎盛，闻名州里。

    1920年代初，担任粤军总司令咨议的子渊先生到中华民国大元帅府找大元帅汇报工作，中山先生因公务繁忙不便久陪，便安排于佑任全程陪伴，先生听了下属的汇报，对陈太夫人的“好命”感到非常惊奇，顺口吟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长联。当何子渊离穗返乡之时，中山先生特地授意后来出任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的于佑任“给子渊公作一副春联带回去……”，以示庆贺：

    添岁又添丁；几度酒杯传酒令；

    光裕庐中堂

    有灯兼有月，十分春色闹**！

    此联至今仍悬挂在广东省兴宁市石马镇何子渊故居“光裕庐”上堂，2009年9月10日，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广东省委秘书长潘莎莎、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属联谊会会长蔡醒民、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士陵园管理处关召书记等省市领导同志曾特地为民国元老“何子渊诞辰145周年暨何子渊先生故居挂牌揭幕庆典”剪彩……

    §§§二、执政思想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中国道统和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孙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三、信仰

    宗教方面，孙中山青少年时就有无神论思想，否定神佛有灵，还打断神像之手。孙中山早年游家乡北帝庙时曾折断佛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福哉？”十二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在香港拔萃书室加入基督教。从事革命事业成立兴中会后，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民国成立后，主张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效，如说“佛教为救世之仁”。到了后期，孙中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作了回顾：“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他指出：“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又曾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孙中山论宗教和民族的关系：

    “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拉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了许久，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马克斯、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在像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势力，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资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拉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孙中山注意信仰的力量，以三民主义信仰团结革命同志。他曾说：“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一，孙中山曾论及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民族和信仰的关系：“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信仰

    “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开创了****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领导人。特别是在学医行医期间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华人华侨等为以后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支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国庆节时，**广场孙中山巨幅画像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介石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然而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刘觉民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四、负面评价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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