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用来冲锋陷阵的。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做抗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第五章 思言时代5

    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样，李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问他们新的知识。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

    殷海光自己的资源根本不够用。但是后来台湾有一批人，打着殷海光的旗号，对他们来说，殷海光就是圣人。他们跟张灏、林毓生又不一样，张、林二位是好朋友，现在走的路又很不同。张灏的文章非常扎实，学养非常好，是非常严谨的人，人也正直。林毓生也是很深思积学的学者。我和陈鼓应不熟，我对道家也所知有限，他后来到北京大学待了一阵子，我记得他是从做尼采开始，再做道家。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于是软禁，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监视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发牢骚。他说“有什么好书”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我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他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他坐的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跟学生不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我去看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我的残疾。不过，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

    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他叫弟子在浙江修铁路。属下的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徒弟，经过南怀瑾跟大陆的高层来往。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他身体的确真好，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来岁，身体健康的情形如同二十来岁。

    第五章 思言时代6

    打坐本身是有用。我也静坐，我的静坐功夫不是外界教我的，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呼吸，我可以脑子一片空白，一般初学打坐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在芝加哥开刀的时候，自己学出来的一道功夫。这说来话长，有个新西兰人在芝加哥教体育理论，他要研究一个人脑波显示跟行动的关系，就找我，因为我是病人。我一辈子不能跳，不能跑，他要看我脑子想的跳和跑，脑波显示是什么样。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没有可以观察的底线，怎么做我们俩就一直在搞这个底线，搞到后来是用慢板的音乐，排除脑中的杂念。最慢拍子的音乐是圣母颂。我们先由圣母颂开始，再减到打拍子哒哒哒。然后简化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哒哒哒哒。只要我一想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呼吸自然就静止，脑中就空了。这一套是打坐的人做不到的。等我的脑中到了底线，他再衡量我的空想跑跳动作的曲线。我和打坐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也和医学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脑子静空半小时绝对是好事情。你的所有思维排空，脑子可得到休息。至于丹田呼吸，那是腹部用横膈膜鼓气，是帮助小肠蠕动，能帮助排便。脑子静空半小时，肚子蠕动半小时，排便顺畅，脏东西出得快，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曼丽是我的救星

    三十二岁到四十岁之间，我在台湾很辛苦，经历惊涛骇浪。我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我在外面会一下失踪掉。那个时候特务不得了，无所不在，拆我的信，跟踪我，我到殷海光家，我跟曼丽交往，他们都盯着。

    在台大，人家都看得出钱思亮校长是在培养我。钱校长是聪明能干的人，用心教导我，让我在不同的委员会历练。基本上，台湾的大小事情我都摸出来了。有一次他跟我讲“你是不错，我们都欣赏你，喜欢你。但开会时，你要记住一点，你别一开口就把结论讲出来了，三个钟头绕完了绕回来还是一个结论，没有人喜欢你。等人家讲完一半，众说纷纭，然后你把结论理清头绪，每人都佩服你。”这一教诲，我谨记在心。

    当然，有些同事的心里不服。王世杰、李济之、沈刚伯几位长辈也明白，枪打出头鸟，乃是人之常情。嫉妒不但是因为位置，我平常做事太直率，被人家说成是异类了。

    由于我常被上司派遣，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事务，外国朋友不免视我为同等的工作伙伴。这些人物，大多年辈较高。在国际场合，他们也会与我平等起坐。在别人眼里，尤其在同辈的中外学者眼里，不免以为我是过分僭越。有些年岁较长的学人，更是心有不平。这一类的事，今天都已过去，但在当年，却可以引发风波。总之，我的师长们好意栽培，我却必须承受“揠苗助长”的后果。往事如烟，今天不必再提。只是，我当时的日子，其实不好过。

    我是酒肉不来，麻将不来，闲谈不来，别人以为高傲，其实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不会喝酒，不喜欢应酬吃饭，我的手怎么搓麻将我办院里、系里的事，两边够忙了，白天办那些事情，晚上要看书。时间根本不够用，哪来时间应酬

    我的薪水在史语所拿，台大是兼任，这叫合聘制，当时合聘制者只有李济之等人，年纪轻的就只有我一个。在史语所里，李济之先生非常器重我，但是得罪了屈万里，他本来是李先生的副手，那时候没有副所长，李先生托他办事，我一回去，李先生就让我办事了，他一直心有不爽。后来我出国，屈万里接任所长以后，名里暗里，常有令李济之先生不舒服的动作。总之，那几年内，我的情形，外面风光，内里有苦说不出。8 最好的下载网

    第五章 思言时代7

    1968年，我才跟孙曼丽交朋友。曼丽比我小十二岁，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我的学生，当时我们还没有交往。和曼丽谈恋爱以后，我的日子有了希望。本来我母亲非常担心我，但是我认识曼丽以后，有伴儿，我母亲放了心。1968年以后，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守护天使。

    1942年，曼丽在山东出生，那时候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角战争，我岳父孙文光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打内战，共产党占领了威海，他在青岛就跟着国军撤出去。曼丽跟她的妈妈、哥哥、弟弟都留在家乡，一直等到1952年才从威海坐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坐火车到香港。香港的很多警察都是威海卫人，帮助她们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再从香港到台湾找到我岳父。她的祖母，在他们逃走后就被害死了。

    曼丽在高雄读女中时和孙康宜是同学。后来，她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我教过她上古史的课，当时班里有三十来个人，也没有特别跟她来往，但是我晓得她是班上很能干的学生，她不是死读书的人，读书很宽，对文学的兴趣大于历史。毕业之后，曼丽教过一年书，又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工作两年。

    我伤残，可我不是自卑之人，所以我坦荡荡地在大学照样交女朋友，但是到了最后一道关口，必定过不去，有的是自己的感情不够，有的是对方家长不通过。我跟曼丽谈恋爱以前，至少有两次相当深入的恋爱，不太深的交往也有两三回，每回都是无果而终。我心里并不在乎，但还是有疙瘩。曼丽是我学生，但我不让自己逾越师生关系。因此，我对自己的学生，画了一条界限。她当时已经订了婚，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她跟未婚夫发生了问题，才发现彼此其实并不了解。她写信问我怎么解决，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请教老师，这是常事。这么一谈，忽然发现我跟她之间，凡事都谈得拢，从哈佛回去，我们就来往了。她的父亲反对，但她不在乎，她说“我喜欢，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好手好脚的人要撞了车怎么办”她很坚定，性格开朗，是醇厚高洁的人，所以她能突破这些困难。这也是我的幸运，因为伤残本身竟是预设的过滤网；如果没有伤残，有些人可能不会从我的性格了解我。我这个伤残的过滤，让她选了我的性格和内心，她跟她父亲讲“再苦，我愿意。”

    1969年2月9日，我们结婚。

    我们儿子只有八个月大就到美国来了。我太太对我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不会开车，她开车送我，她一个人独担我所有的事务，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她带孩子、扫雪、剪草，一切都包下来，她无怨言。我们大小问题也商量，思想问题可以讨论，带孩子的方针可以讨论，对朋友的选择彼此尊重，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她懂得我这个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欢，哪些事情我不愿意做。她从来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宽裕不宽裕，穷过穷日子，宽裕不浪费。母亲和她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支撑。

    小 引1

    许倬云先生对我说“你们做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那一年，我正对新闻充满怀疑，对历史常感困惑。一见如故之后，我多次向许先生问道，既没有究天人之际的雄心，也没有通古今之变的壮志，而是如沐春风地听一家之言。

    许先生自认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阵子的“聆听者”。在许先生的慧眼里，看见烽火连天，看见生离死别，看见牛鬼蛇神，看见英雄豪杰，看见左右摇摆，看见自由，看见明枪暗箭，看见妒忌仇恨，看见同情宽容，看见悲天悯人。讲者动情，听者会心，相激相荡，常常碰撞出火花。

    我常想，以许先生的身体，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是历史的弱者，但是他从不肯松一口劲，终成人生的智者。许先生的书名喜欢用“江”字，他的人生就如同在万古江河泛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如椽健笔下，成了历史长卷。我在江河入海的旅途上，幸运地乘搭了一小段轻舟，听许先生指点江山，笑谈风云。

    下篇 江上闲思

    变是不变的常态

    2006年11月8日，我第一次到南京访问许倬云先生，半天畅谈好像一场思想盛宴。

    别后数月，我常在回味。2007年9月出版访问历史时，许先生的访问稿自然放在第一篇。在自序里，我写了一段文字，便是许先生给我思想震撼的结晶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是深受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