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惟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就在那时，我酝酿已久的美国之行日见成熟，访问名单的斟酌遴选，许先生出力最多。2007年秋天，我如愿以偿飞往美国东部，访问了十五位文化界前辈，其中余英时、张灏、张充和、孙康宜、马大任、李华伟诸位与许先生渊源颇深。余英时先生和许先生为同年好友，赴美之前，我写给余先生的信第一句便提到许先生的引见，到普林斯顿访问余先生，果然一见投机，畅谈了五天三夜。其间恰巧许先生从台湾打电话给余先生，事后余先生告诉我，他在电话里还提到和许先生介绍的年轻人相谈甚欢。张灏先生是许先生几十年的老友，在访谈中，我发现一位是安徽滁州人，一位是江苏无锡人，却都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后来分别向他们提起，都说是奇妙的巧合。许先生早在留学芝加哥大学期间，便通过钱存训先生认识了张充和女士，许先生夫妇喜欢昆曲，欣赏书法，对充和女士的造诣景仰不已，彼此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心灵却遥遥相通。孙康宜教授是许太太孙曼丽的中学同学，也是充和女士在耶鲁的挚友。孙教授从中玉成，充和女士欣然题写“许倬云谈话录”。马大任、李华伟二位先生，则是许先生热情介绍我去访问的，使我对美国的图书馆了解更深，两度进入国会图书馆，受益匪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2

    2009年夏天，我的台湾之行十分顺利，同样得许先生教益良多。我访问的前辈中，李亦园先生和许先生从大学时代就是学术上相切磋、生活上相扶持的挚友，许先生上台阶时，总是由李先生帮一把，一直到结婚后才由许太太接替。李先生说“不过许先生刚结婚不久，我与曼丽有时候还要抢这个差事”余光中先生是许先生的老友，大学时代便有诗文唱和。白先勇先生醉心昆曲，一谈起许先生，顿时肃然起敬。黄进兴先生曾是许先生的学生，王汎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奉许先生为“长老”，陈永发先生则是许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的访问人。重寻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旧迹，我仿佛更清楚地看见许先生走过的脚印。

    这几年来，我常常在想，在南京的那年深秋，许先生和我谈话本属偶然，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前后三次专程到南京访问许先生，时间更为从容，题目更为开放，世间变幻，人生无常，仿佛就在谈话中。

    风声雨声读书声

    2008年初，我退职家居，读书写作。上半年自己给自己唯一的工作是到南京访问许先生。长谈之后，我拜别许先生，开始漫长的江南之旅。2008年6月9日，无锡烟雨，我在东林书院旧址盘桓了一个下午，眼前景与心中景相融，顾宪成的对联更觉亲切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许先生当年读的辅仁中学与东林书院颇有渊源，校址旁边便是东林书院。许先生回顾“祖德宗风”时云“锡邑科名，不如苏常之盛，苏常为省会府治，读书人好举子业，于制艺一道，夙有传统，无锡风气则不然；明代东林书院，以性命为本，经世为用，是以学者多喜于理学心学，不少学者投入更为实用的科目，尤其医学与数学，在锡邑先贤之中，颇多健者。”

    东林旧迹至今犹在，然而我游览无锡，不免有物非人亦非之感。我手执一张现在的无锡地图，再也找不到许先生的故居所在。许先生也不无感慨“至于原在东河头巷祖宅，原审定为文化古迹，应予保护，竟于1996年被拆，改建为崇宁路无锡市检察院大楼。先人遗宅，从此只能在记忆之中而已”

    闲谈家乡时，许先生说“无锡今天不如以前，衰败下去了。当年出了很多学术界人物。吴稚晖很有名。钱锺书是后来才出名。钱锺书博闻强记，没有思想出来。”恰巧在游览东林书院后，第二天风雨交加，我在钱锺书故居待了一个下午，竟不见别的访客。

    许先生回忆钱穆先生“他搬到台湾去，我常跟他来往。凡是回台湾，我一定会去素书楼请安讨教。我们语言相通。他第一次到美国去，由我翻译他的演讲，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讲国语有很重的口音，他家乡在苏州和无锡交界的地方，一般人真听不懂。”钱穆先生一百岁诞辰时，许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双周会演讲中说“我读钱先生在新亚的演讲时，就想起钱先生跟我在素书楼的谈话，他在演讲中，与我多次在素书楼听到的教训，没有分别。孔子的儿子叫孔鲤，人家问鲤，你父亲有没有教过你一点东西，我们不知道的，鲤说没有。我不是钱先生的学生，更不是他的儿子，他爱护我，当作同乡的后辈，我从他书斋中零零碎碎地听到的话，跟他在新亚演讲中说的话一样。可以见到他尽量将自己的想法，在个人对话中交代出来，在大庭广众的谈话中也交代出来。他总是将心放开，这也是他理想知识分子的模样。” 8 想看书来

    小 引3

    2009年5月17日，我伫立在台北素书楼门口，不免浮想联翩。罗忼烈先生告诉我台湾政局变幻之后，那些政客说钱先生的素书楼是公家产业，勒令搬迁。钱先生搬走后，身体就变差了，不知何故，不能说话了。后来陈水扁向钱太太道歉，钱太太说“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金耀基先生在1990年9月14日深夜写的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中则说“近二三年来，钱先生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享受不到与宾老昔日谈话之乐了。倬云兄去年在见钱先生后跟我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诚然，宾老不死，只是隐入历史。”

    历史是长新闻

    我在赴台湾之前，曾向许先生请教过好几回。有一次，许先生说“你可以先去找找几个报人，会大有帮助。台湾有两个政论家，一个是张作锦，一个是南方朔。张作锦和我交谊很深，他的文章不仅文笔好，而且找的题材也好，切入角度更好，能直接从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角度切进去。南方朔相当渊博，书读得不少。高希均是事业家，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办杂志相当能干，文章则在经济方面。”

    我到了台北的第二天中午，便由张作锦先生引见，和高希均先生共进午餐。和两位先生一席话，使我对台湾文化界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几天后，我坐在南方朔先生家里，听他针砭时事，评点人物。南方朔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各比rse ja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他的书真正的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个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需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南方朔也痛骂现在台湾和大陆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我现在读国外的书，多数是教授写的书，美国出版界有个情况是中国人不了解的，美国每年出书大概五万种，里面有百分之十五是教授写的书，了不起。”

    在听到这些话时，我更加明白许先生推荐我去访问他们的缘故。

    许先生人生中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报章杂志写文章。在1970年代，他有五六年花了大力气写时论文章。他回忆“为什么联合报、中国时报两边都找我因为我写文章不辣，让人抓不着毛病，但是我的要点是开放，是自由。我的文章出来不会得罪人，国民党看了也无可奈何。”

    “几十年来了，我等于是半个记者。尤其在台湾的改革开放时期，我花了很大力气参与改革开放的舆论鼓吹工作。两大报做主体，我、杨国枢、胡佛等人，整个队伍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大概我是其中写得最多的人之一。张作锦他们碰到哪个课题，第一个让我冲关，但是，这篇文章后面跟着其他几篇文章，一波又一波地推动开放。这用余纪忠先生的话叫顶天花板，天花板在那里，要找个人顶开天花板。我的文章写得委婉、温和，是大公报的调子。大公报的文章写得温和，不激烈化。所以，余纪忠先生常常派我去做顶天花板的工作，若干文章用社论的名义发，不是用我的名字发的，我都没收进书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4

    许先生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江水系列”丛书，书名都带一个“江”字倚杖听江声、江渚候潮汐、江心现明月、江口望海潮。许先生说“我写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可以分成几类政论、社论、时论、文论。书名都是江字，和万古江河呼应，中国文化中的潮流，一步步走，最后走到江口来了。”

    我说“您的江水系列中，很多文章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的读后感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记录了您当时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想法。”许先生说“对，是时代的反映。书里有些时论，今天看来没意思，但摆在一起看，可以看出台湾近代发展的线索来。如果你将那些时论按照年代排下来，看得更清楚。单从序文里，就看得出思想改变的路程。这工作，参加过的人很多，我没有全时间地留在这个圈子里面。余外，我还是照写我的专业文章，不会把自己溶淡掉。”

    我说“您的文集里有那么多种文类，这在纯然学者里面并不多见。”许先生说“我兴趣广泛。到了后来，我不甘于只是做学术性的工作，我愿意让多种兴趣自由发展。但是，我最大的精力还是放在学术工作上。可是在为台湾的开放的工作上，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

    我颇感兴趣“在美国，大学者为纽约时报等报刊写文章的例子多吗”许先生有些黯然“很少。克鲁格曼是经济学家，他为纽约时报写经济专栏，余外，大学者当然没有怎么在报纸上写东西。在美国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已经非常淡薄了。”我问“为什么会发展成这种情况”许先生说“工作专业化的缘故。中国也老早这样子了。台湾非常可怜，等到蓝绿对决以后，两极化，没有人有中间立场。任何人只要有中间立场，总有一边的人会骂他。”

    我不无伤感地说“很多学者并不耐烦做学术普及工作，他们只看重自己的名山事业，不愿意写对大众有启发性的小文章。我特别期望学者有兴趣把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以浅白易懂的文字写出来。这种小文章对普及学术思想与推动社会进步大有好处。”许先生说“这就是中国儒家基本的使命感。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还有一本史海巡航，那是我应中学老师要求而写的。阳春白雪也应当能教育年轻学者，或者让同行分享，刺激同行。我现在越来越把精力放在教育年轻学者上。”

    许先生说“对历史，我不仅拿它当史料看，也将古人当作我的朋友，至少是我的采访对象。”而他的“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的妙句则常在我脑海里飘过。细读他数十年来的时论文章，我偶发奇想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机缘巧合之下，也许他会是一个难得的报人。

    在写报人余纪忠的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葩一文中，许先生说“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梁任公与张季鸾二位前辈的文章，均独步当时，而余先生挟其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素养，巨笔如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