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汪兆铭漏网”，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无效，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当汪精卫到达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

    高朗街的枪声，二十七号楼的血污，给汪精卫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他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认定此事是重庆特工人员所为，绝不是私人的仇杀。尤其使汪感到悲伤和刺激的是曾仲鸣的死。曾是他亲信的部下，是同盟会老会员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对曾一向视为己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时，曾仲鸣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巨细，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枪声———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断然措施，导致了蒋、汪关系的最后决裂。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声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j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汪哀叹道:“在河内的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曾仲鸣遭暗杀，又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使他不得不另谋途径，河内非久留之地。离开河内后往哪儿去呢?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因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由于西南诸省将领纷纷通电讨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经过和陈璧君等人反复商量，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并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至于广东，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很深，而且是汪精卫、陈璧君的桑梓之地，他们当然愿意回去。但广东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军队保护，表面上看来，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还很大，市政也归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亦操在外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4月9日，汪精卫发表《重要声明》，否认重庆《大公报》所揭露的已与平沼缔结了五项条款之报道。称:关于中日和平，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得以苏息，得以复兴。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绝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所乘的“北光丸”于4月16日抵达河内，18日即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影佐回忆说:汪先生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遗憾，而且说:“他的信念是日华有合作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或通过书面、或和蒋介石氏促膝交谈，但是，蒋介石氏一则他自己对日本的真意有所怀疑，一则制造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终究是不可能实现和平。当时考虑:放弃留在重庆内部改变蒋介石意图的打算，只有从外部掀起舆论，策划重庆转向。这时候，从高宗武、梅思平两氏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日本如若真正坚持这个方针，确信取得舆论支持绝不会不可能。”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激励。”

    河内惊魂(4)

    汪精卫对日方说:“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发展运动。”“从河内向上海转移，考虑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下进行，到达上海以后开展运动，考虑按照以前的计划，采取更加跃进的方式，目前正在研究之中。”影佐表示担心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作梗，汪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不定觉得我离开河内，好像给他们甩了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会赞成我离开这里呢。”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沪，汪精卫认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吨的小船———“冯·福林哈芬”，等离开海防后，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其护送他们到上海。陈璧君则认为船太小，怕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不好坚持。4月25日深夜，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汪精卫、陈璧君等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

    按约定，26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但两条船失去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其实汪精卫、陈璧君并未遇害，只是因基鸿港码头设备陈旧，船上所需食品、饮用水全靠人工肩挑手提，加上搬运工少，所以比预定出发时间延后了三小时，等来到巴库伦比岛，“北光丸”早已离开，在大雾中，无法判断“北光丸”的去向，只好从海南岛内侧海峡行驶。两船走岔了道，所以无法联络上。几天来，“冯·福林哈芬号”由于吨位小，遇到一点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正巧赶上大风，船上的人就像摇煤球一样，摇得一个个哇哇呕吐，半死不活地躺在船上。陈璧君哪里受过这份罪，大哭大闹，埋怨汪精卫没有上日本的大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现在又遇恶浪，即使不葬身鱼腹也会活活折腾死。汪精卫拿她没有办法，尽管自己连苦水都吐出来了，还得强打精神，挣扎着将陈璧君扶起，好言劝慰。28日，海上大风骤起，小货轮颠簸得更厉害，汪精卫不顾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4月30日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合。汪精卫、陈璧君爬上“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人“同舟共济”了。在“北光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谈到:

    “以前，和平运动的计划是:企图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通过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传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惟一办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在最后，使重庆转变方向。好好考虑，只用言论很难使重庆政府转变方向。

    “和平论毕竟是为爱中国，但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露。但是，和平论和卖国论只是毫厘之差，要使一般人接受和平论是有困难的。相反，抗日论一般人容易听得进。但是，由于日本措施政策的公正妥当的事实，证明和平论开始放光彩。即在近卫声明如实实施的情况下，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已没有依据，确信即使重庆政府，也只好跟从舆论大势，倾向于和平。

    “为此，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实现近卫声明是一条捷径。所以，放弃以前的计划，建立和平政府，除依靠言论对重庆进行启蒙工作外，进而考虑用事实证明日华提携的好成果，加强抗战无意义的舆论，由此来使重庆政府的动向向和平发展。这是上策。因此，如果贵国政府对上述新计划没有异议，那么，希望更改以前的计划，以建立和平政府的方针进行下去。

    “建立和平政府的目的不在推翻重庆政府。只要带来和平，连政权谁掌握也不问。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停止抗战。因而，在政权建立问题上，也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如和重庆斗争引起内战，发生同一民族之间出流血惨案，这是并不希望的。将来，在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一致的情况下，业已达到运动的目的，由此我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两点，我明确说出，表露我的心境。”

    汪精卫在会谈上表示: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2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汪精卫就遭到当头一棒。龙云发表复函，谓:“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5月4日，“北光丸”驶离台湾，前往上海。汪精卫在日轮上，心情沉重地写下诗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芒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5月6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虹江码头，8日，汪精卫离“北

    光丸”上岸，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

    冯玉祥话汉j

    冯玉祥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爱国将领。从晚清到民国，从士兵到上将，滦州起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察绥抗战，继之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为和平民主而呼号，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受到极大的震动。9月23日，他向全国发出通电，痛斥蒋对内屡兴战端，对外妥协投降的行径。后来，蒋、汪合谋破坏“一·二八”抗战，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愤然离开南京，前往泰山，另觅抗战之路。

    1933年，热河失守，华北沦亡在即。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和各路义勇军，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连克宝昌、多伦等地。蒋介石不以为功，反诬冯“破坏整个国策”，并勾结日寇，围剿这支抗日武装。冯抗日有“罪”，报国无门，被迫解甲泰山。

    1935年底，冯为团结抗日力量，不计前怨，回到南京，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汪精卫等投降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昌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后只剩下蒋、汪等要人。汪精卫问冯玉祥:“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他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说完他反过来问汪精卫:“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样子?”汪又惊又恼，青筋暴跳，转过脸对蒋介石说:“这是做梦，做梦!”冯玉祥拍案而起，厉声说道:“做梦，各人不一样，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却做梦当奴才!”直骂得汪精卫目瞪口呆，汗颜无地。

    写诗痛斥汪精卫的冯玉祥。

    汪精卫投降日本以后，冯玉祥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的讨汪大会上，痛骂汪精卫，主张开除汪的党籍，通缉他，并连续在广播中发表题为:“粉碎汪逆的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的胜利”、“团结起来粉碎日汪协定”等讲演，痛斥汪精卫投敌卖国行径。

    开完讨汪大会以后，冯玉祥赴川、黔督练新兵，约著名作家老舍同行。车抵青木关，他与老舍下车吃四川烤地瓜。吃完登车赶路，途中与老舍商量怎么写骂汪精卫投敌出走的诗，老舍让他自己出题、自己做。

    冯玉祥想了想说:“那应用烤地瓜为题做诗吧!”

    老舍很了解冯玉祥的丘八诗风格，常常修改他的诗，因此一听就幽默地说:“呜呼汪兆铭，不如地瓜香。”

    后来在途中又看到遍地长满黄花菜，老舍说:“要不然就以黄花菜为题吧。”

    “好哇!”冯玉祥赞同地说。

    1939年1月3日，冯玉祥在隆昌写成《黄花菜》一诗，诗曰: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灿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平素空谈论，离奇又狂妄:

    “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忠良。”有人对我说，此话出于汪。此为其哲学，“有奶便是娘!”察哈尔抗战，口外作战场;多伦既克服，官兵多伤亡，运回一千多，死者四团长;平津入医院，万目共昭彰，

    汪说:“未打仗，哪里有死伤?”黑白多不分，实已昧天良!武汉打电话，态度已失常，每闻我军胜，怒气不可当;一闻我军败，喜气乐洋洋。喜败而妒胜，此态可思量;领袖欲太重，汉j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认贼作了父，甘心拜天皇!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巨j欣然喜，竟谓好主张。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此理至明显，世人都知详。谁说汪不知?未免太荒唐!如果汪知道，那又怎样讲?

    “卖国贼”之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铜像，佩他有眼光;决心过荆轲，锄贼优张良。韩国李完用，不孤今有双!倭寇将大败，我军正威扬;不久失地复，民族得解放!日本革命起，军阀尽灭亡。到了那一天，汪贼走何方?不见拿破仑，攻俄势难当，占了莫斯科，豪气高万丈;一旦俄反攻，吃了大败仗，可怜四十万，未剩二千枪。不见德意志?大战何豪强，血战整四年，财尽民慌张;国内起革命，民治为政纲，威廉忙滚蛋，国外去彷徨。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四五千年史，此战最芬芳!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

    上海、青岛刺汪密谋的夭折(1)

    在曾仲鸣被暗杀前，汪精卫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在河内高朗街遇刺漏网的汪精卫，转渡到上海，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日本主子的卵翼下，积极准备建立伪中央政权，这对重庆蒋介石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命令戴笠继续想方设法，除掉汪精卫。为了对付“军统”、“中统”特务，保护汪伪大小汉j头目的安全，“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应运而生。“七十六号”与在上海从事暗杀活动的蒋方特工人员进行了激烈、残酷的争斗，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双方特工人员互相利用，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39年5月，蒋介石获悉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便责令戴笠派人到上海市布置刺汪。戴笠受命后，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执行这一行刺任务。由于汪精卫生怕河内恐剧重演，所以在上海起居住行，处处留意，防范甚严，陈恭澍一时难以下手。不久，戴笠又派原改组分子、当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高参的戴炳星（又名静园，湖南湘潭人）前往上海，伪装投汪，待机下手。戴炳星在汪伪中混了一阵，无缝插针，工作难以进展，便找借口想返回内地，与戴笠另商办法。一次，他向汪精卫建议，说

    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特工与汪伪特工展开了一场厮杀。

    自己可以回广东劝说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省长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六十四军军长邓龙光等投汪。汪精卫考虑到张、李、邓，都是蒋介石嫡系的广东籍军人，而与自己又有历史关系，就同意派戴炳星携带分别写给张发奎等三人的亲笔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韶关。戴抵韶关后，即向戴笠汇报，重新研究谋刺计划，并由戴笠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特务十人，随戴炳星返沪，协助戴伺机完成刺汪任务。

    不料，戴炳星、吴赓恕等到上海不久，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七十六号”的通缉。于是他们不得不分别匿居在法租界。1939年9月，由于戴炳星的妻子泄

    露机密，“七十六号”侦知戴的行踪，将他逮捕。“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丁默、李士群并没有马上把他枪毙，而是将他关在“七十六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天天供以大鱼大肉、香茶美饮，待如上宾。目的是想通过戴炳星的关系，与“军统”联络。经过双方谈判，戴炳星答应丁、李的要求，并致函重庆，“军统”局复函表示同意。

    丁默、李士群在接到“军统”局的复函后，给戴炳星过了目，并准备释放他。但是对信细加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是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他们把这些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后，惊恐万分，冷汗湿身，这与全

    信内容截然相反。信的原文是同意戴炳星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字连起来的意思，却是要戴炳星伪装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寻机除去丁、李，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打垮“七十六号”。于是，戴炳星全身被重新详细搜查，从戴的衣服夹层里，搜查出了秘密文件。“七十六号”头目发现自己险些上了大当，恼恨之极，经由丁默、李士群“签报”，周佛海核准，并经汪精卫批准，在这一年年底，将戴炳星枪决。

    戴炳星死后，吴赓恕因刺汪任务没有完成，仍千方百计谋求刺汪。他到处寻找同伙，伺机钻汪伪政府的空子。他探悉过去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同学陈承纶在伪维新政府警备司当科员，便函邀他见面。见面后，吴赓恕公开自己的“军统”身份，威逼陈去谋刺汪精卫以自赎。因为汪精卫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官，吴便要陈利用“师生关系”，投靠汪精卫，首先换取汪的信任，然后一步步地做到能自由来往汪的卧室，待时机成熟，或是以定时炸弹安放汪的床下，或是下毒药，将汪干掉。吴赓恕威胁陈承纶:如果不干，就要对他不客气。吴赓恕素以凶狠毒辣著名，陈与他尽管已阔别多年，但想他一定兽性有增无减，故“余威”尚存，况且吴现在的“军统”特务身份，更使陈胆战心寒。陈承纶心里暗暗盘算，不接受吴的指令，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接受下来，又没有胆量去干，万一失事，更是性命难保，家破人亡。审前度后，权衡利弊，他决定向汪精卫告密，让汪去对付吴赓恕，以为这样或许可以保住性命，在汪精卫“组府”成功后，甚至还能因此得官享禄，弄个幸福生活。

    于是，陈承纶秘密去见汪精卫，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根据汪精卫的指令，陈承纶见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陈春圃，再由陈春圃介绍去拜见“七十六号”头目丁默。丁默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即决定将计就计，先让陈承纶向汪精卫要一封约做自己秘书的亲笔信，隔了两天，又让陈承纶打电话约吴赓恕见面。吴赓恕约陈立即到一旅馆会晤。由于吴约的时间过于急促，无法事前通知丁默，只好先去应约。陈承纶见到吴赓恕，骄傲地把汪精卫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吴看。吴对汪的笔迹是认得的，看后信以为真，对陈赞不绝口，说陈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陈承纶则表示要先回南京，把伪警务司的工作结束一下，再来上海就任汪精卫的秘书。这样，吴赓恕就开始落进了丁默所设的圈套。

    上海、青岛刺汪密谋的夭折(2)

    陈承纶回到南京没几天，就收到吴赓恕的来信，要他立即来沪。陈马上回上海，先去“七十六号”看了丁默，然后打电话给吴赓恕。吴立即约陈见面。这时吴对陈已经信任无疑，因此把见面的地点约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相交的某幢房子。陈承纶把相约地址通知了丁默后，如期赴约。吴赓恕哪料得这些，两人见了面，还没讲几句话，日本便衣宪兵和冒充法租界巡捕房人员的潘达，及其他“七十六号”特务便一拥而入，把两人一起抓走。

    如此轻而易举地“逮捕”吴赓恕，是经过丁默精心策划的。吴是“军统”特务，又是谋刺汪精卫的要犯，抓吴是汪精卫直接下达的命令，吴万一逃跑，就无法向汪精卫交代。因为那时“七十六号”要在租界上公开抓人，还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人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七十六号”要到租界捕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交道，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尽快“放笼”（暗中通知），让逮捕对象避开。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丁默、李士群生怕这次再蹈覆辙，便想出一条声东击西的妙策。他们先让耿绩之与法捕房联系，进行私下交易，接着又让日本宪兵队下面交涉，但故意把被捕人的门牌弄错。当日本宪兵、“七十六号”特务会同法捕房人员来到故意弄错门牌的那一家时，理所当然见不到罪犯。但法巡捕房人员一走，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特务便马上又回头扑向吴赓恕和陈承纶会面的地点，把两人抓了起来。实际上，真地址与假地址相隔只有十多家而已。事后，法巡捕房对耿绩之与日本宪兵都很不满，但他们推托说手续是完备的，只是弄错了门牌，临时发觉，因时间急促，惟恐罪犯逃掉，没有重行会同行动，只好权宜从事了。法巡捕房因人已被抓到，也无可奈何。

    陈承纶与吴赓恕被押到“七十六号”后，陈即被释放。吴赓恕被推进审讯室，在审讯时，起初还想抵赖，经过抽皮鞭、灌冷水，还没轮到上老虎凳，便如实招认。丁默见刺犯已抓到手，供词又有了，洋洋自得，十分高兴。他立即将吴的口供报送汪精卫，汪精卫毫不犹豫，亲笔批示“枪决”。于是，上海刺汪的密谋夭折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指示军统继续对汪精卫进行追杀。1939年11月，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伪组织傀儡，在日寇的指挥下，将在青岛举行所谓“青岛会谈”。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青岛做了布置，预备在举行青岛会谈时，狙击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首脑梁鸿志、王克敏，以破坏会谈。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根据原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提供的线索，带王天木先于汪精卫到了青岛。这时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原是王天木的部下，傅的地址王是知道的。于是，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毫不费力先捕到了傅胜兰，后又捕到了傅的部属也是傅的情人———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及总务科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一起十数人，连电台全部破获。军统在青岛的人事组织都给王天木做了“礼品”，送给了汪精卫。丁美珍被捕后提出，只要使傅胜兰恢复自由，马上与她结婚，她可以叫傅率领所属人员投汪。李士群当即完全接受了下来，“青岛会谈”在“七十六”号特务参加的警戒下得以顺利完成。

    粉墨登场(1)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随即，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成员;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将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感觉到他与汪在对日“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更大了，终于“忍不住”急电阻拦，电文是:以汪的地位万不可赴日，“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精卫在复电中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指责陈公博不肯随他行动，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陈公博无言以对，只得闲居香港。

    汪精卫于5月31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东京，就“组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汪偕周佛海、梅思平等，带着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去拜见他的日本主子，却一直受到冷遇。直至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及前首相近卫等人，才分别招见了汪，传达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自6月10日起，汪精卫等与日本内阁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吉、藏相石渡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会谈。日本平沼内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在谈判中坚持“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方案。

    按汪精卫的意图，他的“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党还都”做幌子，以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但日本人认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效，更有欺骗性。后来又考虑汪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让他试着办。

    但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具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的政权染指;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能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听后大惊失措，马上辩解道:“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见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他暗自庆幸，此行虽然不太顺当，但这头号奴才的帽子总算扣到脑袋上了，却也值得。

    1939年6月，汪精卫回国。此时的汪精卫回味着在日本的时光，望着茫茫无际的大海，滚滚波涛，大浪咆哮;思索这变化莫测的6月天气，心中又是一沉。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j的“圣旨”，但真要当上傀儡王，面对敌占区，大小汉j林立，自行其是，各有靠山，纷纭复杂的形势，却还不知要磕多少响头啊!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发表组建伪政权的言论。

    汪精卫一下船，南跑北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面忙着晋见日寇驻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一面四处讲话，大放厥词。在上海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浑话，接着又大讲什么“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际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8月的广州，烈日炎炎，热浪灼人，9日，汪精卫全然不顾，跑到这里做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拖人下水，扩大汉j队伍。他称: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可是，响应之人寥寥无几，只有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算是凑了趣。8月上旬，汪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三）华南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陈济棠和许崇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可使陈之旧部黄质文合作，使其进行拉拢陈济棠旧部。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也要与之直接联系。（五）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粉墨登场(2)

    汪精卫在失望、懊丧中回到上海，拼凑了一帮汉j骨干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的登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8月15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答问（一）》一文，再论撤兵问题。文中说:大凡两国交兵，其回复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战，第二步是和平谈判，第三步是撤兵。如果蒋介石也赞成和平反共，那么，全国以内，没有交战形势存在，由全国停战，而全国和平谈判，而全国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蒋介石既然无望，则先由部分做起，依次及于全国，实为今日救国惟一方法。21日，又发表《答问（二）》一文，谈为何对日当初主战，如今为什么主和，称:当初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br/>好看的电子书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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