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死皮赖脸地向杨下跪，还写了一封长信，使用了卑屈的字句，请求杨谅解。杨却不吃这一套，气急败坏地将周写给她的信，给来访的每个人看，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人分占他。”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恨恨地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人命关天，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吓得陈公博、梅思平、罗君强和他们的老婆都出来相劝，但也无济于事。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杨淑慧找律师要离婚，这使周佛海非常难堪，杨本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另娶的，何况子女已大，离婚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而他的姘头，时间虽短，却如胶似漆，情投意合，况且已有身孕，也不能抛弃。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两全齐美的妙计。一天，有人找到杨淑慧，告诉她，周已被说服，愿意放弃一切，与杨重归秦晋之好，但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姘头一些费用。杨一听，十分高兴，表示:“钱无所谓，不论多少，你随便代我做主。”但杨提出:《脱离据》必须由周的姘妇单独签字，并承认所怀身孕与周无关。来人一一答允。签字那天，证人拿出《脱离据》，上面写道:“立脱离据人xxx，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奉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xx元整，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至立据人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汪记群丑(4)

    杨淑慧将假戏当真，把《脱离据》当宝贝一样藏好。但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周言归于好之时，周又把姘妇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伪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家。周要去会姘妇，就说到冈田家里开会，每次杨淑慧去电话询问，周佛海又真在那里。就这样，周佛海既重新得到夫人的信任，又同姘妇继续来往。这也算是周对他夫人的道义和感情及对他姘妇的良心吧!其实，周佛海与夫人和姘妇之间的这层关系，倒是他在政治上对于汪精卫、蒋介石所取态度的一面镜子。

    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j，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要其向蒋介石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但这些都没有成功。

    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j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周佛海当了汉j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j。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程向周汇报，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佛海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占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的军事人员。

    周佛海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说:

    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j，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j，你姐姐并没有当汉j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j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汪记群丑(5)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

    汪记群丑(6)

    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汪精卫与褚民谊在一起。

    与汪精卫有联姻之亲，又绝对效忠汪精卫、陈璧君的褚民谊，自然是汪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褚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这位办事糊涂，具有奴才、狗才性格的汪记行政院秘书长，却是正事不足，闲事有余。当时有些人开会，没有要人可请时，就请他去，他是逢请必到，到必讲演，讲后必打太极拳;后又发展到打太阳球，每次运动会中，都要表演。他的闲情还不止这些，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国术”的研究，亲自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出资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

    偏重于从国外传来的踢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春天一到，褚民谊率先垂范，西装马靴，手把绳子放风筝，轰动整个石头城。雨花台上，一时仕女如云，歌舞升平，风筝满天，遍布城南。

    1934年，上海发行的画报上，载有这样一张漫画，褚民谊自己赶着一辆马车，乘客是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游泳健将杨秀琼。漫画上还写着:“看哪一点不标准，褚

    兼任伪海军部部长的汪精卫穿上了海军服装。

    秘书长有赏”几个字。这虽是一幅漫画，但事实确实如此。杨秀琼在当时的全运会上，短程游泳出尽了风头，褚特邀请她到南京来表演，并亲自赶马车到下关车站迎接她，任拉马之责，招摇过市，盛赞杨秀琼在体质上、技术上、姿态上真够得上是个标准美人。新闻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轰动一时。汪精卫和曾仲鸣请杨秀琼吃饭，褚又拉马去迎送。以上足见褚民谊的德行了。

    褚民谊随汪投敌后，在筹备成立汪伪政府时，曾向汪表

    示自己愿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说这样等于官复原职，对社会似乎也有好的影响。汪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又感到褚历来办事糊涂，过去经常惹他生气，便让他的内侄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却不干，陈璧君问他为什么，陈春圃毫不掩饰地说:“要么就是我负责，我当秘书长，如果明知褚民谊糊涂，干不了的，却要我代糊涂人负责，究竟是他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怕这笔账一千日也说不清楚。”陈璧君同意他的看法，经和汪商量，把秘书长一职给了陈春圃，让褚民谊任海军部部长。褚一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一直做文官，还没有尝过当军人的滋味，马上赶制了一套海军上将服装，对镜自照，得意非常。但殊不知，陈公博、周佛海二人极力反对，认为海军部虽无军舰，但也有几只小炮艇，过去蒋介石的海军部就是一直以此做走私工具的，而褚民谊为人颟顸，部下又良莠不齐，势必重蹈走私覆辙，而他还蒙在鼓里，代人受过，所以任何一个部都可以，惟独海军部万万不可给他。由于陈公博、周佛海的坚决反对，褚民谊高兴了半截，汪精卫自兼了海军部部长，而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官升了一级，也就心满意足了。周佛海则认为，让褚当外交部长“当然不甚适合，然较之海军，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正在检阅伪海军的汪精卫。

    罗君强这位周佛海的同乡、政治上的忠诚伙伴和得力助手，曾两次脱离共产党，并以百倍的疯狂反对共产党。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机巧权术、寡信善变之徒，为人贪暴、残忍、阴险、毒辣，又是一个滛棍。1927年他在武汉时，就结识一名交际花孔某，于是胁迫原配吉羽与他离婚。不久，就与这位交际花正式同居。为此事，他的朋友易礼容曾写信劝他说，这位脚上带金钏的女士实在是个危险人物，请他慎重。但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不应该干涉他的私事，因而置之不理。以后，更加放肆。1932年10月，逼得他的姨太太杨淑云吞服鸦片自杀，闹出了轰动国民党政府朝野

    的丑闻，被降级外放，去浙江海宁县当县长。但是，罗君强并没因此收敛，入酒馆，出茶楼，逛窑子，玩女人，弄得声名狼藉。这些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闻，密报给蒋介石，蒋得知大怒，先是在讲演中不指名批评，“语气极为严厉”，接着又亲自下了一道手令:“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国民党行政院据此召集会议，仅通过免职，而未“查办”，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再也混不下去了。罗投靠汪精卫后，在周佛海提携下，顷刻间飞黄腾达，身价百倍，曾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财政部税警团团长、安徽省省长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在汪派汉j中，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代表着三种政治势力，陈公博是改组派巨头、汪派正统;周佛海原是国民党侍从室系统的人，和汪合污后，逐渐形成了以湖南人为中心的“系”;陈璧君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委，虽然没有担任公开要职，却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实力，形成了汪派中的“公馆派”。这中间，公馆派与湖南派斗争最烈。陈公博是倾向于公馆派的。周佛海曾骂陈公博为“老牌汉j卖国分子”，陈公博骂周佛海为“专干卖国勾当的无耻之徒”，他们相互争斗，虽然难分胜负，却彼此互相指出真实的身份。汪记群丑，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汪记群丑(7)

    蒋介石对汪派汉j却没有忘记，他想方设法拉拢分化汪派人员。1940年，蒋介石通过戴笠做唐生明的工作，准备派唐生明参加汪伪政权。当唐生明对戴笠表示同意之后，戴笠立刻当着唐生明的面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儿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见唐生明。唐生明回忆到: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蒋介石通过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是:第一是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j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8月，唐生明到达上海，在潘三省的家宴上结识了李士群。第二天，李士群宴请唐生明。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唐生明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唐生明夫妇去南京见他。唐生明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生明这才勉强答应了。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唐生明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同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汪一见到唐生明，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唐生明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汪精卫知道唐生明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

    和唐生明以及其大哥唐生智的关系。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先向唐生明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他去当汉j的“理由”。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唐生明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j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好回答，只能点点头。汪精卫看唐生明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唐生明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唐生明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过去没有看到过。

    受蒋介石之命打入汪伪政权的唐生明。

    汪精卫对唐生明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唐生明说:“内地的

    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唐生明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汪精卫听了后，笑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唐生明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到下午6点左右，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各自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要来杀我?”汪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连着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唐生明走了过来。

    汪记群丑(8)

    汪这样一个动作，使唐生明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唐生明也有了几分醉意，便急不择言地回答说:“杀鸡焉用牛刀。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这时，满座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唐生明的爱人更为唐捏了一把汗。坐在唐生明身边的叶蓬便用力拉唐的衣袖，因为唐没有考虑到不该把汪比做鸡，太看不起他。

    正在弄得很别扭的时候，李士群在旁边马上为唐生明向汪解释，说他对唐生明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唐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绝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过去与戴笠的确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和他在一起玩，但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哪还会去当特务。汪听了李士群和唐生明的这些话之后，态度也恢复了正常，不再是那种气愤愤的样子。他慢慢走拢来，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我才提出来问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对我不利。”他稍停一下，还不待唐生明回答，就指着唐生明问了一声:“你说是不是这样?”唐生明赶紧接着说:“是这样!是这样。”

    这一场突然紧张的场面，在一阵笑声和干杯声中结束了。临走，汪精卫还是紧紧握着唐生明的手叫唐以后多去和他谈谈，他随时都会欢迎的。次日，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妇又接到家中，乘汪精卫不在家，她一个人仔仔细细盘问了唐生明一番。她所问的每句话都很结实，要是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真不容易回答得上来。她问唐生明怎样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走出来，走出之前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对汪精卫是怎样看法?她足足问了唐生明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问了唐生明还不算，还把唐的爱人叫去问，很想从中找出一些破绽。从那次后，唐生明对陈璧君特别提高了警惕。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1942年，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所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李从军统上海区的一些秘密文电中，发现了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完全是得不偿失。李士群认为只有唐生明才有可能发那样的电报。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陈璧君和陈公博都向汪提出要严办唐生明，汪当时却没有肯定表示，只叫李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再说。后来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知道后把唐生明抢了过去，公开要唐生明和重庆联络，他们才不敢再提要办唐生明的话。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了。因为日本人这样重视唐生明，唐生明对汪也就不大在乎。汪也已知道了昨天的事，见唐生明时，现出一脸的尴尬相。唐生明懂得汪的心思，因为日本人还要设法找人和蒋介石去联系，这无形中说明对汪不够重视。汪当然不便在这方面对唐生明怎样，却对唐生明过去一直瞒住他，表示很不痛快，说唐生明太不够交情;唐生明见汪心情不佳，也没有多谈，便向他告辞。唐生明在南京拉拢了不少汉j，如周佛海、叶蓬、任援道等人。

    视察清乡区的闹剧(1)

    1941年春，抗日战争已进行三年多的时间，日寇急于想从侵华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脚来，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在对华北实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决定对新四军活动最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

    汪精卫卖国残民，为虎作伥。在日本主子的吩咐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亲自兼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由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书长并负实际责任，李的重要助手汪曼云兼副秘书长。准备在其统治区，分期分批实行“反共清乡”。为此调动大批伪军配合日寇设置封锁圈，挨户搜索，编定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日的新四军和游击队，镇压抗日群众。

    为配合清乡运动，当时所有敌伪报纸刊物都大肆宣传，说明清乡工作的重要性;并连篇累牍地发社论和汪精卫等的谈话。伪南京政府把这一工作列为最紧急和最重要的中心任务。

    6月中旬，汪主持召开第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并指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为示范性的实验区，以苏州为中心，四面展开。这次汉j们一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作法，7月，“清乡委员会”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李士群兼处长，唐生明任副处长。苏州实

    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从未掌过军权的他这回过足了瘾。

    验区的范围，划定东自昆山沿京沪路至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二十个左右的县市。

    办事处组织非常庞大，有三四百人。汪伪政府海军部将仅有的一条象征性兵舰“卫民号”也拨给办事处指挥，以加强水上巡逻力量。航空署仅有的三架教练机，汪精卫也指定可随时调为侦察之用。这就是当时伪政府宣布的陆海空配合行动的真相。

    清乡办事处的真正指挥者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大佐。此人是李士群的后台，也是办事处的太上皇。

    7月中旬，办事处成立，汪原准备亲自到苏州监督宣誓，但因准备赴日本朝见天皇，临时派老婆陈璧君为代表。办事处的所有

    职员都要宣誓效忠汪精卫和坚决实现“和平反共建国国策”，努力清乡工作。陈璧君在会议上大喊大叫地说:“大家要打响第一炮，才有本钱可以向日本方面提出第二步要求。”

    9月中旬，去日本朝拜天皇的汪精卫回来了。他一听到日寇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亲自光临苏州清乡实验区视察，便紧步其后尘，立即决定也要来巡视，并电告李士群做好准备。自然，李士群又要大忙特忙一番，希望汪这次视察能比俊六更满意，并准备动员大批人来一次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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