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汪精卫与陈璧君第15部分阅读
与日本新任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举行第三次会谈，汪精卫唉叹:“关于对重庆的工作问题，我认为，如若希望由于切断了‘缅甸路线'而蒋介石会屈服，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回顾和平运动的情形，令人伤心之事很多。在我离开重庆的当时，总是想通过什么办法，促使重庆方面能进行反省。因而一直继续不断地向重庆方面发出号召。但是，不论怎样的努力，终于没有能使他们幡然改变其意向，既然劝说而不肯听从，那么，除了打倒以外别无它法。”为向重庆示好，日军占领香港后，汪精卫特派陈璧君、林柏生、陈君慧、陈耀祖等前往香港，慰问被日军扣押的重庆重要人员。3月21日，对前途已失去信心的汪精卫，召开曾仲鸣逝世三周年纪念，哀叹“和平运动”的失败。
汪伪政权中，派系众多，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日本人对此采取对各派都给予支持，分而治之;又利用这些矛盾，清除那些不顺从的奴才。毒死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就是日寇给汪伪政权开的一刀。
1943年，曾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从太平洋战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主子的这种破落景象，让奴才们感到阴风森森，黄泉路近。这伙汉j更加醉生梦死，贪色敛财，中饱私囊，准备后路。李士群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失宠于日本主子的。
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青年时都是共产党员，李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后，早在汪、周当汉j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成立了伪特工总部，据点“七十六号”成为他们的杀人魔窟。这个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丁默、李士群为副主任。在初期，周、李的关系还是好的，李士群与周佛海等十二人结为金兰，李的发迹是借助了周佛海的实力。先后任“警政部”的次长和部长、江苏省长等职，并击败丁默，独霸了“七十六号”。李的女儿认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还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当时，李在周的面前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一定要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自己才上楼。此外，“七十六号”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周、李表面上的良好关系，维持了一个时期，一直到1942年还是如此。
奴才难当(2)
后来，李士群认为“公馆派”树大好乘凉，就改换门庭，投入陈璧君的怀抱，当上了汪精卫的亲信。周佛海自然十分气恼，两个人矛盾日趋激化。汪为扶植李士群，压周佛海，将“警政部”撤消，在伪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部，主管特务工作，由李任部长。李一跃而超过周佛海，当上了第一号特务，周、李矛盾更深，双方都以搞掉对方为快。
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立者）向汪精卫和日本人汇报“清乡”情况。李后被日军毒死。
以后，李士群利用主持“清乡”的机会，蓄意扩充自己的实力。而这支武装又经常同周佛海的直属部下伪财政部税警团争权夺利。双方摩擦不断，引起了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日寇为以战养战，维持败局，在占领区大肆搜刮军用物资。李却组织一个“永兴隆公司”，和日军争利，激恼了日方好几个部门。但李置若罔闻，仍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丝毫不加注意。日寇当时还竭力拉拢上海大资产阶级，好为太平洋战争多提供一些物资。但李的部下在上海搞绑票，使大资产阶级无不心惊肉跳。日寇看到，只有除掉李士群，才能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调和伪政权中的矛盾。而且，汪伪“七十六号门”先后破坏和逮捕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和人员，重庆方面便决心除李，由戴笠交给周佛海执行。但是，李是汪精卫的宠臣，不能公然捕杀，只能暗下毒手，将其干掉。
李士群平时与宪兵队矛盾较深，特别是李自兼江苏省长后对冈村更为傲慢不恭，又经熊剑东从中挑拨，冈村便决心把李干掉。熊向冈村建议，用请客下毒的办法除李，于是，1943年9月6日晚，日寇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以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由，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请客。李对日寇要对他开刀，已有所风闻，也处处戒备。可是见面后，冈村和熊剑东摆出一副真诚相见、尽释前嫌的姿态，李士群的警惕性也很快松弛下来。原来商定连冈村的香烟也不吸的李士群，不仅互相递送香烟，而且开始喝起汽水和酒来。事前，周佛海花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侍女，让侍女放一种毒药在莱里。这种毒药是用河豚的仔晒干，磨成粉末。它有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立即死掉后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又告诉侍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侍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
李士群一向都很警惕，到任何地方即不喝茶，也不吃饭，说完就走。但那天是应日本人之邀，他不敢不吃。因此，他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虽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36小时后，李周身出汗，连续高烧，瞳孔放大，关节失灵，不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了。李死之后，周佛海很高兴，但是周并不就此罢休，还乘机散布谣言说，是因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的。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来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
李士群之死，汪精卫明知其中有名堂，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却不敢追究。而且向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柴山中将表示:“传闻
汪精卫与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在一起。
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汪对自己的亲信所能做到的，只是拨款五万元为其治丧而已。
汪对日本主子的强行霸道、无恶不作，总是忍气吞声，摇尾乞怜。
有一次，有人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后向汪精卫叹苦经、发牢马蚤，汪却满不在乎，厚颜无耻地说:“小不忍乱大谋。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抗战前，我们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是一样受日本人和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日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不会忘记。何况今天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哪还能不受点气?”
那个人听了这番话，感到无言可对。汪却继续说:“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壮大，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助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
汪精卫的这样一笔账算得很有“头脑”，在他看来，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当奴才比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气要“合算”;而为了反共受点气，又总比被抛弃要“合算”。这样洋奴哲学可算够新鲜了。
但是，汪精卫和他的亲信们在私下里，一种担心被主子踢开的悲哀，还是油然而生。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日夕彷徨，忧心如捣”，“这台戏真不知如何唱下去”，“事已至此，不能中止”，“前途困难虽多，却不能不干，只有不顾一切干下去”。
被日寇紧紧绑在战车上的汪精卫，在六十岁生日时做了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悲观落魄的思想情绪: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表明他只要“尚存一息”，就要卖国到底，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无耻之徒”骂大汉j(1)
吴稚晖与汪精卫从至交、好友到死敌/“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从极香到极臭
有“无耻之徒”雅号的吴稚晖，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但实际上他是既要官当，又受贿赂。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出任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同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右派一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但会后，又写信给汪精卫说:“此间情形复杂，凡非本人亲笔签名，概不负责。”以后右派得势，他就自称是西山会议派;失势，他就加以否认。其德行就略见一斑了。北伐战争期间，他在国民党内部兼几个委员会的委员，有人问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吗?”他却恬不知耻地说:“做委员不算做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有人问:“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员了，算什么呢?”他却说:“我当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和邓演达对垒，事情我并不做。”这就是他不做官的真相。
1929年缪斌获得宋美龄的青睐，拉他做江苏民政厅长，吴稚晖不知内情，以缪斌年少任性、行为不检，不应主持一省地方行政，出面反对。缪斌眼看民政厅长有告吹危险，赶紧在吴稚晖挂大衣的地方摸了一下，据说是放了八万元的支票。此说虽无可考证，但下一次会上，吴就不反对了。缪斌走马上任，卖官鬻爵，收入和宋美龄四六分成。抗日战争爆发，缪斌荣任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会长”，汉j的资格比汪精卫还老。因此有人为吴稚晖“不做官、不要钱”的口号下一注解，叫做“有做官———嫌小;不要钱———嫌少!”
早年吴稚晖父子与孙中山（左）留影于英国。
吴稚晖牙齿都早已脱落，这也是人们称他“无耻之徒”的一个原因吧。蒋介石每有重大举动，吴稚晖总是不惜苍髯皓首，鞍前马后，摇唇鼓舌，大造舆论。1930年3月，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回到潼关召开军事会议，做反蒋的军事部署。3月31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通电。此时蒋记中央对冯玉祥的行踪有种种猜测。吴稚晖曾给冯玉祥去一电报，对冯进行讽刺、笑骂，借以探明冯的行踪。电文称冯玉祥甘心充当阎锡山的傀儡，成全了阎锡山这一“十九年之不倒翁”。挖苦冯虽然“须臾逃死”，“以返秦中”，但是也“虚悬爱民之志，徒老垂白之头，干戈中心不能有所解决也。”冯玉祥反唇相讥，用诸葛亮骂王朗的笔调，回吴电称:“顷奉先生之电，迥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间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冯此电通告全国。这些词句虽是仿诸葛亮骂王朗的，但王朗一骂无地自容竟气绝而死，但吴稚晖“修养”极佳，却还我行我素，老着脸皮当蒋介石的奴才，真不愧为“无耻之徒”。
吴稚晖和汪精卫的关系渊源很深，他们同是同盟会老会员，而且交情甚笃，非常投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自鸣高洁，退出政坛，主张“六不主义”、“八不主义”，标榜“不吸烟”、“不纳妾”、“不当议员”等等。后汪精卫、吴稚晖一起赴巴黎留学，关系密切，无话不谈。有一次，吴稚晖手捧一顶军帽，严肃地献给汪精卫，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汪表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以他的才智，不可能成为军事家。汪的一席话使吴稚晖异常失望。这可能是汪、吴后来绝交，吴稚晖投靠蒋介石这个掌握军权的靠山的原因吧!
汪、吴两家交谊甚厚，陈璧君对吴稚晖尤具好感。直奉战争前夕，吴在北京创办一所“海外预备学校”，陈璧君以吴的学识和两家的交谊，毅然遣其男女娇子远离膝下，专程北去，就学吴门，同行的还有由汪氏夫妇照料的至戚朱执信的两女。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与蒋介石初次交恶，汪一怒出国赴法。次年4月回国，蒋让吴稚晖等同汪会谈，目的是拉汪分共。汪却与陈独秀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吴稚晖大骂汪精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立，汪精卫和吴稚晖一度成为政敌。于是，彼此公开以文字对骂，不堪入目。后汪当上了行政院长，汪、吴又握手言和，吴又成了汪家的座上客。抗战初期的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官邸宴客，赴宴的都是国民党中枢要人。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当前时局，人人为累卵之危，情绪冲动不佳。突然，座中被视为政坛泰斗、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走到汪的座前跪下，无限悲戚、感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被吴的突然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合座所观，甚感悲哀。当时，汪的幼女看到这戏剧般的场面，以为是酒后余兴，大笑观看，感到非常滑稽有趣。事后，陈璧君也认为有失体面，责备汪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只好忍气吞声地叹气。
“无耻之徒”骂大汉j(2)
汪精卫投敌后，吴稚晖写文章，做讲演大骂汪精卫，他可能感到，他不知耻是做了蒋介石的走狗，汪精卫却大大超过了他，成为日本人的奴才。愤恨之极，集他几十年所学的国语，都用在汪精卫身上。
他说汪精卫“从极左到极右，从极高到极低，从极香到极臭”，似幽灵般，似蛇蝎般，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将国家的前途当做儿戏，当做魔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实不知有几人。国家出了那么一个政治人物，真是不幸，“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这段话语虽杂乱，确也切实而沉痛，看来是只有汪精卫的知己，才能总结出来。
吴稚晖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篇，题为《卖国贼是世上最丑恶的毒物》，副题为《汪精卫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为之》，内有:“汪贼夫妇的投降卖国的丑事，拿议和名目来遮羞，还替少数无耻之徒来遮羞，希望收罗小卖国贼。于是大小卖国贼，想弄点波浪出来，替他们的晚爷来剿灭自己的祖宗。大者骗到一字并肩王，小者骗到老头票，想享短命的富贵。哈哈，我问汪贼夫妇，你这和字从哪里听到的。不是由你大晚爷近卫口里出来的吗，还由你小晚爷安藤口里复述的吗?果然如此，那么是你小鬼爷爷来求和。什么议和呢?你们不是发昏吗?堂堂大英国的武官，还在那里受虐待，堂堂大美国的太太，还在那里吃耳光，你们的小鬼爷爷，正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一双螳螂，掮起小手刀，要消灭世界，什么反向我们来求和呢?不是三岁小孩，都要听了笑到牙齿脱落，狂喊这是骗上当，这是骗上当，不是白痴，不会上当的。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直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仅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亦便于大家在汪贼汪逆之外，称个汪精怪，知道是你。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为你易名。”“说到这里，朋友又来给我汪贼8月9日在广州播音演讲，要我批评。我来批评卖国贼的狗放屁，我已经不大高兴。但也不免苦眼睛不看，看他一看。岂知一看的好处，却发现了汪贼夫妇，做卖国贼的前身。原来他们是先学三等娼妓，拿三等娼妓的工夫，来做卖国伎俩的。”吴稚晖骂得痛快，却不堪入耳。人们形容不好骂出口的话时说“难以启齿”，但吴稚晖牙齿已全部脱落，就不存在不好启齿的问题了，也不管什么政客、学者的身份了。“无耻之徒”臭骂大汉j，可见，汪精卫算得上无耻之
尤了。
汪记群丑(1)
汪记汉j群体犹如一个积累多年的大沉渣缸，包含各式各样的社会沉渣、人民的蟊贼。其中有的是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余孽，有的是从抗战阵营中脱逃出去的官僚、政客，有的是素来认贼做父的亲日投降分子与买办资本家，有的是早已为人民唾弃的特务分子。在日寇的卵翼下，他们凑到一起，既互相勾结又相互倾轧，不仅有派系间的争斗，而且有派系内的内讧。在他们粉墨登台后，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醇酒妇人，无所不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892年10月19日生于广州官宦之家，幼年醉心于各种旧小说，青年时参加过反清革命;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与蔡元培、陈独秀见过一面，他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和同乡谭平山等来到上海，创办《政衡》杂志，后回到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此后，他的政治热情急剧跌落下来，1922年在广州声明脱党;赴美国留学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1925年春，有着广东法专、北京大学、哥
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
伦比亚大学三张文凭的陈公博回到广州，引起广东党政要人汪精卫、廖仲恺的注意，廖仲恺对陈寄予厚望，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陈公博被廖仲恺说服了，并经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跃登政治舞台，任广东大学校长，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飞黄腾达，招致了国共两方面的不满，他自称是“处在一个夹攻地位”:一方面，一些共产党人视他为退党分子，不无防备;另一方面，一部分国民党人又视他为共产党，处处投以“歧视的目光”。实际上，陈
公博这个时期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后和汪精卫趣味相投，逐渐成为汪精卫生死不离的股肱、汪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逐步演变为国民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改组派的首领。“改组同志会总部”建立后，势力日盛，这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中原大战后，反蒋派遭到惨败，使得陈公博心灰意懒。离开天津前往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他沉溺在喝酒、打牌、玩女人的荒滛糜烂之中，不想过问政治了。
蒋、汪合作时期，他任实业部长，后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由于“派”和“黄埔系”处处捣乱，陈无所作为，不是在公馆里打麻将，就是四处寻花问柳，他当部长时的艳史，如提起了风流部长，在当时的南京、上海无人不知是陈公博。而他自己对于“风流”一词，有熟人相戏，亦笑而受之不愧。他曾追缠秦淮歌女，广结交际花，勾搭闻名舞女，为此，上海报纸喧腾，远近皆
知。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他与何家三姐妹何大姑、何二姑、何三姑的里里外外。何二姑早已嫁人，但鲜为人知，何大姑、何二姑居然与陈公博夫人同居。何家两兄弟也因此裙带关系而做了局长。但人们要问陈公博夫人是谁，却不知有李励庄，也不知有何三姑，却公认是莫国康。提起莫国康，倒是一个出奇的怪物，她分明是陈公博的外室，对外却自称“老大未嫁”，要独身终生。此人原是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那时陈在执信中学教书，莫国康是他的学生。1926年以后，随陈参加北伐，瞒着陈妻李励庄与陈暗通。陈投敌以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法委员的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的爪牙都称她为“莫委员”，有要事请示陈，往往要先得到“莫委员”的默许。她好结权弄党，不减于陈璧君。陈公博也处处委以机密，莫名义上是伪机要室主任，却常驻部办公，代陈发号施令，批阅重要文件。改组伪政治部的组织设计，全是为莫国康掌握伪特工领导权便利行事。日本投降后，莫随陈逃往日本，后被押送回国。
陈公博1943年便和蒋介石有了关系。这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来进行这一工作的。郑的一个海南岛文昌县小同乡韩尚英，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前就参加了军统，一向在上海做改组派的情报。陈公博很早就认识，在改组派中受过陈的领导。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韩继文，当时陈公博与重庆联络还规定一个化名叫周进。蒋介石要拉陈公博，不同于对其他一般汉j，因为他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所以只希望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到必要时才要他公开出面来搞“全国统一”的活动。他是极力主张蒋、汪重新合作，蒋不抗战，汪也不再和蒋闹分家，集中力量进行反共。他也向唐生明表示过，他一定忠于蒋介石，不过时机没有成熟前，不可过于急躁。蒋对这一点也很体谅他，除了把韩尚英派在他身边外，一般像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叫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还不会完全肯听陈的意见。
周佛海这个在汪伪政权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其早期生涯有着和陈公博类似的经历。他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一户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出世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几亩薄田，抚养着他们三个子女，日子过得很清苦。15岁时他考入了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学识的长进，周佛海渐渐留心起政治来，心间时常跃动着理想和抱负的火花。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苦闷彷徨的时候，一桩喜事意外地降临到周佛海的头上。1917年5月，周佛海的同乡，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校长吕鹤立特殊提携他，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并亲自凑钱送他去留学。周佛海辞别了母亲、妻子和子女奔赴日本。到达东京后他努力学习，第二年他又考取了北京政府的官费学校———日本国立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也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汪记群丑(2)
当周佛海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发起成立的消息，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在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的机会，作为日本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接受党的指示，参加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帮助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他曾自述道:“我最早之思想为社会共产主义。谁都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发起人，其后又受何上肇博士之影响，并且饱读何上肇教授之著作，受染益深，但回国后立刻发觉此种思想与中国情形不合，觉悟后毅然脱离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周佛海出身贫寒，后赴日本留学，受到日本当时形成的巨大社会主义思潮感染，“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群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正是这种野心使他后来心烦意乱，另谋出路，也是驱使他后来翻滚宦海的原动力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带着在上海婚外另恋的杨淑慧，赶去日本的鹿儿岛。这期间是他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1923年下半年，周佛海从日本帝大毕业。正当他为自己的出路焦急的时候，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4月，担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函周佛海，约他前往广州帮忙，周佛海立即赶到广州。戴季陶要他担任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接着邹鲁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大洋240元。这时，周佛海还没有脱离共产党，继续参与党务工作。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兼职党员，都应该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缴纳党费。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劝他:“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也深以为然。就在这年的9月，他终于下了决心，要与党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广州执行委员会多方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郑重考虑，但周佛海听不进去，仍然
汪精卫、周佛海（右一）、褚民谊（右四）、陈群（右二）等在日本前往明治神宫参拜。
一意孤行。他给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共产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的要求。脱党后，他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以十倍的疯狂，摇动手中的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寻机东山再起，在武汉任总司令部的行营秘书、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刻考虑如何为蒋介石效劳。1927年1月中旬，蒋到武汉“视察”，这对周佛海来说是一个接近蒋的好机会。可事不凑巧，周佛海这时经常嫖妓染上梅毒，正躺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到武汉后，传令见周佛海，但没找到人。恰好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将蒋介石要召见的消息告诉给他。周得知，急忙前往求见，向蒋汇报了校内国共两党的情况，使蒋对他印象良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周佛海坐卧不安，寻机到了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蒋下野后，周同陈布雷等赴沪办《新生命》月刊。蒋重返南京后，派周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将《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虽说过着半文半武的生活，但他已挤进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统治活动中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充当帮凶。蒋对周的回报是让他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兼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2年初，蒋、汪重新合作，共组南京政府。这对周佛海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原来，周脱离共产党后，曾在上海领衔发表了反共反汪的宣言。当时汪还以“左”派自居，对周的行径十分气愤。
一次，汪对周的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反噬，真不是东西!”还警告说，“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做事。”后来，周佛海到南京，他以牙还牙地把汪精卫攻击了一通:“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攻击蒋介石）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倒戈，真不是东西!”表示，“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但是，蒋、汪合作了，汪、周又同室“共事”，周佛海的处境就不言而喻了。蒋得知周的难处，一次特地把他找去，关照他说:“汪先生过去被你骂过，现在我们要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话，求释前嫌，并好好同他联系。”蒋、汪反共、内战的基本政策，深得周的拥护，这也是周、汪重新和解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此，赴香港迎汪回国的周佛海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谈论对时局的看法，越讲越投机，越谈越“推心置腹”，只恨相互了解太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终于投靠了汪精卫。这位“低调俱乐部”的东道主，最终随汪叛国投敌了。
汪记群丑(3)
在汪伪政权中，周掌握了外交、军事、特工、财政等大权，被人称为汪伪权力的象征。自周佛海当了汉j后，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人、财、军三个方面进行，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在人事上，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系的梅思平、丁默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的。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j后，周要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佛海通过统一税收和推广中储券，扩充和掌握了财政大权。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蓬、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汪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更是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西北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周在扩充自己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卫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为税警总团培养干部的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做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和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副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1942年，网罗了熊剑东做伪税警总团参谋长，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一生荒诞、贪恋酒色的周佛海，在既有权，又有钱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周的老婆杨淑慧深知自己丈夫的德行，一到上海就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果然不出所料，周到沪不久，就与一个妓女大媛鬼混在一起。有一天，周正与大媛胡闹时，杨淑慧跟踪而至，一进门就乱敲乱打，把屋里的一切打得稀烂。又搜出周的亲笔信，发现牵线的是潘三省，杨淑慧又把潘叫来，痛骂之后，拿起茶杯朝潘头上砸去，吓得潘抱头鼠窜。最后，由潘三省保证，切断他们的关系，杨淑慧方罢休。
但是，在此闹剧后，周仍一如既往，照干不误。结果，丑事越闹越大，差点出了人命。1941年，周又轧上了一个年轻女伶作姘头，他鉴于上次教训，更加注意保密，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周先把她密藏在伪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第三妾潘玲九的屋里，后又转到上海霞飞路的林肯公寓。周佛海自己觉得万无一失了。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的老婆也不一般，她已觉察周的形迹可疑，于是买通周左右的人，不仅查到了他们的住处，而且连每次通电话的内容，也都记录下来。一天，杨淑慧率一群“娘子军”直捣“林肯公寓”，事情败露了。周又将姘头迁移，继续暗渡陈仓，偷寒送暖，但家里闹翻了天，杨坚持要周同姘头断绝关系，周坚决不干，俩人每天吵闹打骂，弄得满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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