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失败，但他们的这种理想追求和实践活动，却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给后人留下了现存的模式和永久的追思。

    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以“天下为公”为宗旨的大同主义理想，以其巨大的魔力，吸引着和激励着人们为实现它而进行着持久不懈的努力奋斗。在近代中国，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尖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长期封闭的状态，中国历史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此逐步被纳入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大系统中。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社会理想体系，开始融进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发展。

    历史的考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历史的明镜给我们照清了这样几个关键性的画面：在中国历史上，“个别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社会理想丰富多彩，许多是充满伦理原则乃至浪漫情调的，但通过政治改革家们付诸实践是非常有限的，并多以失败告终。与此相反，“被剥削者本身”，虽然较多地只是提出了一些斗争纲领和口号以反映他们的理想要求，但他们的理想却更富有实践性，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知识分子重在描述理想，那么劳动群众则重在实践理想。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理想无法付诸实践，或者实践无法实现理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是无法克服的。在这种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和平均主义的现实选择，总是结伴而行，并肩前进的，像是一对孪生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共产”理想与“均平”实践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大同主义社会理想在当时的现实表现。大同主义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式……共产主义”，因而，中国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和追求，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谋求大同主义（“中国式……共产主义”）“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社会主义的“模糊影响”（1）

    “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5]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已有的思想材料”，主要是人们在对原始共产主义的追思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中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6]近代西方“社会主义者”对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作了深刻的揭露：一些人占有的多，一些人占有的少；一些人甚至占有一切，另一些人则一无所有；一些人富，一些人穷；一些人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另一些人则吃得坏、穿得坏、住得坏，甚至无栖身之所，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一些人永远欢乐愉快，另一些人永远忧伤悲愁；一些人享有荣誉和尊敬，另一些人遭到轻视和蔑视；一些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另一些人劳动过度，疲惫不堪；富人病时得到各种治疗、照顾和安慰，穷人病时无医无药，死了也无人过问；一些人总是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其余的人总是过着地狱般的生活。[7]这样的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傅立叶）。

    在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猛烈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作了解剖。他们与中国的庄子提出的“私为万恶之源，百病之根”的看法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之归结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过，认为是私有制造成了“一面贫困不堪，一面又奢侈无度”的贫富两极对立（莫尔）。因而，废除私有制和合理分配社会财富，自然成为其设计中的理想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则和内容，其中“共产－平均主义”更是普遍性的倾向和选择。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没有也不愿作更多的描述，却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许多“积极主张”、“天才思想”和“无数真理”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恩格斯曾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8]因此，他们关于“共产－平均主义”的伦理原则和公平理念，必然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社会主义作为西方新思潮被引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状况是一个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而封建主义仍占着很大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近代是一个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思想交错混杂的时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新思潮的社会主义理想不仅没有“取代”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主义理想，甚至还被其所融合与同化。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大同主义社会理想（对奴隶、封建时代社会现实不满和批判的产物）与西方近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对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现实不满和批判的产物），作为对私有制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没有私有制的社会的理性思考（原始共产主义－大同主义“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是相同的或相似的。特别是当近代中国社会成为东西方文明和新旧思想观念相融合的载体的时候，它们便互相交融，共同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们都以公平、正义、理性、道德等原则，作为社会评判的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都以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不满为出发点，来规划未来社会理想，致力于美好生活的设计；都主张财产公有（反对私有制）和分配平均（反对两极分化），反对少数人侵占大量社会财富等等。

    社会主义的“模糊影响”（2）

    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的发展，明显地表现为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是中西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和结晶。由这个时代造就出来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和思维方式，亦大体如此。他们一方面拿来自己所需要的“西学新理”，一方面又继承“中学精华”，来创制各自社会理想学说。我们通常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代表了中国近代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但当时中国并不充分具备近代意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赖以产生和形成的社会条件，因此，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的大同主义的延续，特别是历代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理想化和规范化的结晶。

    代表中国农民阶级的洪秀全，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历史人物。洪秀全的社会政治理想，既体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也初步地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他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便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同”思想、农民阶级的“等贵贱，均贫富”传统和近代西方基督教博爱、平等学说相互融合的结晶。但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他的理想方案，还是他的实践活动，都主要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社会理想方案的系统化和实践方法的具体化。如他把《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思想”的描述，全文录入其鼓动革命的代表作《原道醒世训》中，并据此创制《天朝田亩制度》。起义农民所追求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太平天国”，便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全面总结和实践的最高发展。“太平天国”的理想实践表明，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共产——平均主义”理想生活“范式”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洪秀全的这种“天国”体制，从根本上说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公有制”与封建等级制下的“平均制”的混合物。实践证明，“太平天国”社会理想最终只能是一种幻想。

    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总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来注入自己从西方获取的新思想。他表白自己的思想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徽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巨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的结果。[9]范文澜说他：“混合公羊三世说，礼运篇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说，卢马蚤天赋说，耶教博爱平等自由说，还耳食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幻想出一个大同之世。”[10]他在《大同书》中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合群均产之说”，提出了“大同公产主义”，描绘了“大同——公产——太平——均产”的境界，并精心设计了“大同之世，天下皆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另一代表人物梁启超也认为，学说是“吾中国固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国固有的。孔子讲‘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精要的论据”。因此，“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力求分配平均”、“分配的均衡”。［11］

    社会主义的“模糊影响”（3）

    代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一方面向西方学习，拿来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继承了“太平天国”革命传统和中国古代“民本”的思想。他认定：“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2]声称：“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并亲自题书“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认为民生主义社会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就是“共产主义的归缩地”。他还明确提出：“余倡导之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也。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13]。他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不从分配上着手也”，西方“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为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社会主义者，……当于经济学上求分配平均之法”，“社会主义即是均产主义”。[14]

    诸如此类，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界以“西学”比附“中学”的一种普遍而典型的思维方式，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不例外。尽管当时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和在此基础上对理想社会的构思不尽相同，却都存在着从伦理学角度来理解它和以大同主义来诠释它的倾向，存在着以“均贫富”为根本原则的共性。由于对社会主义的“不十分清楚”，以致人们常常把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挂起勾来，如把社会制度不良的原因归结为“分配不得平均”，从而力主“调和平均”、“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认为“共产主义便是一种经济的理想，……他们最大的条件就是共同的生产和平等的分配”，社会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还常把社会主义与大同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共产主义就是“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15]于是，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比附”思维的作用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均产主义”＝大同主义、“公产主义”。可见，当时中国人提出的各种“主义”，既挂着“进口”的标牌，又无不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此，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建党初期的党员也不例外。正如瞿秋白所说的：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趣。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相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楚的。……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16]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17]他的这种认识在早期共产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反映了一般人的认知倾向。李维汉说，他读了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18]吴玉章说他接受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义和中国古代大同的学说，……”[19]邓颖超说他是因为“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而她正“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动大众，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从而决心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最理想的社会”而奋斗。[20]他们的认识基本上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在自述中也提到：1920年时,他仍然“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并对人说过“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21]可见，对社会主义的“模糊影响”，“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楚”，是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小说上传分享

    社会主义的“模糊影响”（4）

    以上表明，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理想方案，作为理想生活的借鉴，早已先入为主，潜入人们深层的意识观念中去，成为其构思社会理想的潜在意识和思想素材。虽然历史发展到了近代，社会主义等新思潮注入了近代中国，但“古已有之”的东西给人们的启迪和借鉴，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却是不可低估的。中国古代大同主义理想体系的近代化和西方近代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成为人们创造未来理想社会的共同基本素材，在此思想素材基础上设计出来的“中国式……主义”理想，自然都脱离不了“共产－均平”的传统“范式”。

    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还在国外“共产新村”的示范启发下，发起了“工读互助”活动，得到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规定了新生活“各尽所能，所得归公，团体供给”的“共产主义”性质。当时规定：“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一言以蔽之，“工作所得归公，分配一律平均”。[22]尽管这场“共产生活”实验在一阵轰轰烈烈之后便偃旗息鼓了，但它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当时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置身其中或深受影响。王光祈说，对“工读互相团”之创建，“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对“新村”生活方式也大加提倡，参与发起。俞秀松、施存统、何孟雄等从外地赶赴北京，亲身参加了这场“新生活”实验。毛泽东、恽代英、林育南、蔡和森、邓中夏等人也都有组织“新村”，实行“共产生活”的设想及实践。毛泽东曾谈到：“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按照他和蔡和森等人的设想，“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23]他们当时所崇尚的就是这样一种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分配平均，人格独立的制度。此外，毛泽东还倡议办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并说明“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相团”。由上述可见，当时中国人所实践和追求的“新生活”，主要是借鉴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生活方式和外来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来构筑的。

    风行一时的其实多半为旧生活的“新生活”实践虽然失败了，但这件事本身和对这个失败的认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在反思这场“新生活”实践的时候，王光祈认为：这次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经济的问题”，因为“工读互相团的根本要义就是大家做工来维持大家的理想生活。现在既有一小部分人不肯努力工作，经济上当然要生危险了。”陈独秀也说：这回失败，“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也就是说，“共产生活”实验之失败，是由于团员的个人品德问题，是自私自利之心使其不愿在集体生活中“各尽所能”，这势必影响“各取所需”的维持。(24)这样的总结显然是带有片面性的，只看到了人的觉悟不高、不同心协力的一面，却没有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去分析问题的实质。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共产主义只能是空中楼阁，然而这正是当时“新生活”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热衷参与者所忽视的。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许多人，当时都是王光祈主持下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同时也是“共产新生活”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因而这场“新生活”运动及王光祈、陈独秀等人对失败原因的总结，对他们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就常常表现出力图通过改造人们的自私自利之心来培养“共产主义”精神，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行“共产的生活”，通过“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来维护公平正义。

    毛泽东的“中国特色”（1）

    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深刻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毛泽东作为处于承上启下历史阶段的中国近现代，作为从旧时代到新时代、从旧文化到新文化转换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思想家，自然也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和影响。毛泽东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是人们共知的，批判地吸取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以“古为今用”是他的特长。一方面，毛泽东自幼上私塾，读“四书”、“五经”，学习“孔夫子主义”；青年时代又“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而“读古坟籍”，认真研读二十四史，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是谙悉通晓的。在毛泽东身上，根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基因。

    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韶山，据《史记》记载和历史传说：舜帝即位三十九年时，带领娥皇、女英二妃和亲信大臣南巡苍梧之野，为此地钟灵毓秀所吸引，令臣僚奏“萧韶九成”，引得凤凰来朝，百鸟和鸣，故称“韶山”。后舜帝崩逝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至今洞庭湖君山岛遗有娥皇、女英“二妃墓”和“香妃竹”（斑竹）。受此人文地理影响，毛泽东一生对舜帝事业也是赞赏有加，他有诗歌为赞：“斑竹一枝千滴泪”、“六亿神州尽舜尧”、“五帝三皇神圣事”等。毛氏家族《家戒十则》、《家劝十则》、《家训八条》、《百字铭训》等，所宣扬的孝悌、清忠、礼恭、仁义、正大、公平、亲睦、谨慎……毛泽东在《祭母文》所述的：“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等，这些体现中华优秀文化、民族精神、社会功德、善良习俗的氏族、家族文化，也深刻影响着少年毛泽东。他后来说过“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孔子之言，谓博于学文……学者所宜遵循。”[25]

    他在“熟读经书”的同时，“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其中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他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26]确实，这可以从毛泽东以后的讲话和论著中得到印证。如对于《水浒传》一书，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战略退却”时引用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李逵式人物，在《矛盾论》中以“三打祝家庄”论述唯物辩证法和矛盾特殊性，在《论人民专政》中引用“武松打虎”典故，还在不同场合分别引用“白衣秀士王伦”、“拼命三郎石秀”、“林冲夜奔”、“宋江立忠义堂”等典故。《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无法无天、造反有理”的精神，以及宋江接受投降、招安的教训等，对毛泽东有深刻影响。又如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谈到：“吾人揽史时，恒赞叹……三国竞争之时……”《三国演义》（《三国志》）是他长期随身必备书籍。“左”倾教条主义曾攻击毛泽东“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27]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列举中国古代六个著名战例，有三个取自《三国演义》（官渡、赤壁、彝陵之战）。再如对于《西游记》，毛泽东也是经常引用其中的故事以说明事理，特别对孙悟空讲的最多，对孙悟空敢作敢为、除恶务尽，无法无天、大闹天宫的反抗性格非常赞赏，有诗为赞：“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的“中国特色”（2）

    另一方面，他既努力学习“西方文明”，却并不盲目推崇“西方文明”。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全盘西化”思潮中和青年“留学热”的时代背影下，他则认为：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28]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当时就谢绝了朋友们要他“到西洋留学”的劝告，并且后来也一直没有特地离开中国去研究“西学”。即使是对主义，他也是一贯主张与中国实际（自然也包括中国的传统）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做法。毛泽东说过：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是不行的；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不仅这么主张，也是坚持这么做的。例如，他多次通读二十四史，并写了许多批注，其中在《贺新郎?读史》中写到：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又在《沁园春?雪》中写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人物，还看今朝。”

    如果把这两个部分联系起来，就是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高度概括。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曾拜访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在回答他“对中国文化怎样估价？”时，就很自信地说“你是否疑我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呀！请先生相信，我是通读中国历史的人。”丁玲在回忆毛泽东时也说过：“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我很钦佩毛主席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29]不用赘言，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主义者，更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身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基因，是体现“中国特色”的优秀典范。

    列宁说过：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还不太发达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国的情况亦不例外，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必然联系并以之为思想理论渊源之一的毛泽东思想，是批判地继承了这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的。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更是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着不解之缘。他一生中致力于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形成了他偏厚“中学”的认知结构。毛泽东的这种认知结构使得作为中国式思维方式的产物的“共产——均平”社会理想易于为他所接受和运用。因而作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集中表现的大同主义，不能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他还不仅停留在“有字之书”、“士的文化”方面，更通过自身农村生活的经验和自觉的农村调查研究，去认识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俗民文化”，研读“无学之书”。因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说是相当全面而深刻的。与此相对应，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这其中就有作为社会理想家的毛泽东所感兴趣的大同主义社会理想和“共产——均平”传统“范式”。

    毛泽东的治国理念（1）

    毛泽东的浓厚“中国特色”，使得他易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中去寻找思想借鉴的材料和依据，从二十四史中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历代政治典籍中去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受此影响，毛泽东的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大同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平均主义的伦理准则，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的政治手段。

    一是大同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30]由于新中国从旧中国所继承下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古老的传统的东西，所以，像“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这种“古已有之”并随历史的发展日益凝固的东西,被带到新社会中来是必然的。而且这种稳固的经济文化心态,也不可能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在顷刻之间发生根本变化，绝不会在一朝一夕消失殆尽。中华民族内倾型的思维方式、封闭型的文化结构，使之具有极强的同化外来文化的功能，往往把西方学术思想看成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当社会主义学说随着近代“西学”思潮被卷入中国后，人们也是以中国传统学说（这里主要指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为主体和中心，去比附、理解和介绍它的。以致社会主义学说在形式上被许多人比附为“大同说”。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解和宣传上，也常常把共产主义与大同主义混淆起来，将中国“古已有之”的“共产主义”――大同主义历史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现实生活，加以“古为今用”。特别是在以“农村道路”和“农民战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强调将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从而“中国化”（与大同主义相联系）和“大众化”（与平均主义相联系）的结果，又助长了大同主义“古为今用”倾向，这些无疑成了后来人民公社之“共产风”的潜在思想基因。毛泽东对战争年代在农村和农民群众中实行的“共产主义”生活是十分赞赏和留恋的。如毛泽东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主义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不是靠发薪水取得胜利的，而是靠政治挂帅和供给制取得胜利的。靠供给制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因此，他主张把过去在农村革命中实行的“共产主义”生活的成功经验很好地加以应用。[31]

    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的试验，显然是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群众传统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背景相适应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的社会理想和试验，而随着新中国现实条件的进一步优化，国民对这种理想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的，不是我们提倡的，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我们在成都会议上没有料到的。毛泽东还曾说过：“中国有一名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也主张“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1958年12月，毛泽东曾写批语向干部推荐《三国志?张鲁传》，对汉末农民起义搞“吃饭不要钱”的“共产”生活和平均主义思想表示赞赏。[32]他认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中国古代的大同主义理想和尝试，对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治国理念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毛泽东不只一次地提到“大同”理想和“大同境域”，并为康有为没有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而叹惜。

    毛泽东的治国理念（2）

    以上表明，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主义理想生活试验的间接经验，还是革命战争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实践的直接经验，都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消弥的印记，构成了他的现代共产生活尝试的潜在思想基础。而这种潜在的东西能否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这种经验的现实合理性的判断。事实上，毛泽东不是认为这些经验已经过时，而是认为它在现有条件下更加切实可行。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大同书》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就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33]作为这种看法的证据，就是“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积极作用和成功经验。因此，顺着这种逻辑思维推论，在党拥有了全国政权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成功经验的进一步推广应用，亦必当产生更加巨大的成就，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心路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从“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经由供给制的“战时共产主义”，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共产风”，“大同——共产主义”构成毛泽东治国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

    二是公平正义——平均主义的伦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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