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派出的劳务人员为5.2万人，在外人数5.7万人；到了2003年，派出劳务人员增加到21万人，在外人数高达52.5万人，相当于十几年前的10倍。截止到现在，我国共派出了劳务人员294.4万人。

    中国输出的劳工分布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较集中的是亚洲，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老挝、柬埔寨、约旦、以色列、蒙口和文莱等。另外，欧洲和非洲也有一些我国输出的劳务人员，像俄罗斯、德国、毛里求斯、莱索托和马达加斯加等。从市场规律来看，韩国和日本及中东地区是经常输出劳务的地方，其中，输出到韩国的劳务人员增加得最快。

    商会劳务部主任王禾女士这样介绍说：过去输出的劳务基本上是跟着我们的援外工程项目走，因此建筑工人和制造业工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输出人员的工种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包括服装加工、医护人员、厨师和软件工程师等。

    近几年，输出劳务的技术含量在不断增加，从中国输往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的软件编程人员和计算机维护人员也在增加。向外输出的海员，一般都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不过，王禾承认，高技术高素质的人员仍然很少，所占的比例也不大，它在劳务输出总量中只占10%。这是因为中国整个打工人员的整体素质都不太高，技术“障碍”限制了民工在这个领域的发展。王禾说：欧美国家都非常需要医护人员，但是因为担心中国劳务人员的非法滞留，它们在引进中国劳务人员时非常谨慎。但从目前来看，国际上的劳务需求依然很大，建筑、缝纫、服务等领域的劳务市场仍然是中国劳务输出的优势。中国建筑工人、缝纫工人的技术在国际上享有很好的口碑，因此，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市场。

    目前，中国的劳务输出统一由商务部管理，商务部下辖1700多家劳务输出公司，这是一条惟一的输出劳务人员的渠道。

    但是，在社会上还是出现了许多的“特殊的渠道”。一种是由蛇头非法运送劳工；另一种是留学中介和旅游公司，它们利用办证的渠道，向外输送“黑工”。近来马来西亚严格限制中国旅游者入境，就是因为少数人拿着旅游签证，非法打工或滞留。因为没有后续管理，这些渠道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打工者的形象，也影响了劳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王禾主任提到了马来西亚，就是因为一起人数众多的非法打工事件，没有拿到工资的民工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抗议活动，致使马来西亚当局大为头痛。

    这个事件的缘起是这样的。

    有108名中国工人，分别来自广东、福建、黑龙江、天津、山东和江苏等省份，其中还有15名妇女。他们都在国内所谓“劳务输出代理人”那里办理了出境打工的手续，随后便怀着憧憬前往马来西亚打工，开始了他们的“淘金”生涯。按照“代理人”和中介机构的说法，这些工人在马来西亚的日薪至少有200林吉特（约合500～600元人民币），如果加班加点的话，还可获得更多。他们被告知，马来西亚是赚钱的天堂，只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就可以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富裕起来。在中介机构的“良言”诱惑下，这些来自于不同省份的中国劳工无不对美好前景深信不疑，因此每人都向中介公司交付了3万～4万元的“介绍费”和“手续费”。他们天真地相信，从此就拥有了合法的工作准证，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马来西亚打工了。

    哪知道，一旦踏上异国的土地，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在中介方介绍的地点打工，有的人辛苦几个月也没有拿到一分钱。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掉在“陷阱”里了。小方今年35岁，来自广东省，是这些员工中的一个。他诉说，他已经在马来西亚打工数月，收入很不稳定，有时拿到少量薪水，有时什么也没拿到。后来，他发现连中介给的工作准证都是假的，这时才傻了眼。

    不仅干活拿不到钱，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异常恶劣，有时雇主连一顿午餐都不供应，由于工作准证是假的，他们无法告状。于是，小方和许多像他一样的“黑工”开始逃离打工地，一起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寻求帮助。然而，小方等人身无分文，在马来西亚又无依无靠，在等待大使馆为他们协调办理出境许可证的过程中，只得露宿街头。于是，100多名中国工人住在了吉隆坡安邦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通道里，每天睡在塑料布或草席子上，日晒雨淋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由于人数众多，久聚不散，惊动了马来西亚的警察，到场来维持秩序。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王春贵5月12日表示，这批劳工是由非法中介介绍来的，要送他们回国不难，但要帮他们讨到工资，这需要马来西亚方面配合，不然，什么也拿不到了。

    2004年的4月，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陈财和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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