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给我上。结果越冲伤亡越大。

    这场战役，我印象挺深，因为我几乎到了前沿了。

    我们每天早上固定磨豆腐，黄豆一拿来就去磨豆子，我连一碗豆浆都不带喝的，这是大家公用的，不能动。但这天因为部队向前接防，附近没有磨豆腐的，我这个伙食委员必须到前面找豆腐房，越往前走，越是前沿，就越是打得紧张的地方，打得紧张也得往前找。

    最后我和卓干成找到一个地主大院磨豆腐，这个地主是黄埔十二期毕业的，退役了守着家里的田园过日子。

    站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四方面军士兵正在进攻敌人的山头阵地，枪声密集。由于事先没用炮火摧毁日军的机枪阵地，火力也没有压制住对方，所以伤亡很大，但还是拿下了敌人控制公路的阵地。

    接着伤兵就抬下来了，疼得哎呀我的妈呀地叫唤，他们的兵受伤了没有急救包，连绷带都没有，能拿块破布包扎包扎就不错了，当时国内军队的保障都很困难。我跟卓干成说这回可倒好，本来是磨豆腐，磨出那么多伤兵来。

    编者注：湘西会战，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起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止于六月七日。双方参战总兵力二十八万余人，战线长达二百余公里。中国军队在盟军飞机的协助下，毙伤日军三万余人，拉开了战略总反攻的序幕。为保证战役胜利，蒋介石命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将全副美械装备的廖耀湘新六军三万多人空运到芷江作为战役的总预备队。

    我们看着很感慨，当时就觉得他们这个部队打不了仗，要是我们上去把他们换下来多好。其实接不接防都是小意思，他们也很勇敢。

    那时候年纪轻，很浪漫，战斗正在跟前儿进行，机关枪咔咔响，炮轰隆隆打，我这边还在豆腐坊磨豆腐呢，卓干成就唱歌，他会的太多，可以随便拿来就唱，我特别喜欢他这点。

    我们就在田园前的小河边坐着，他说耀武，我教你唱歌，唱的是《杜鹃花》：三月的杜鹃花，开遍了山冈上……唱得很抒情，战争打得那么紧张，好像我们还有心思在这寻乐，其实不是寻乐，就是抒发点感情，眼前伤兵一个个的抬下来，一边走一边叫唤，心里不是滋味。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节咸盐水就饭（4）

    日军最后被赶到雪峰山的东坡，四方面军开始往邵阳方向压他，我们又要接防，还不让接。廖耀湘这时就有点不那么舒畅，王耀武说，那你就跟着他走吧，廖耀湘说，我跟着干什么，我撤回来。于是我们又从东坡撤回到西坡，王耀武也不拦。

    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的，当时职位相当于集团军司令，比廖耀湘大，解放战争时守济南被俘了。

    廖耀湘是蛮有信心的，就那么几个小日本鬼子，我上去保证拿下来，是你们不行，他心里很有底。我们士兵的士气，一说上，听见枪响炮响，高兴得活蹦乱跳往前冲，再加上我们的弹药武器充足，这种士气能不打胜仗吗？可就是不让你打。

    我们撤到西坡驻下，这才定下神，一看湘西的风景太好了，一座座云霄里的高山、碧绿的树林、青青的泉水，我们说，不能打仗，就欣赏美好的湘西景色吧。

    湘西少数民族多，特别是苗族的姑娘、小伙子都喜欢唱歌，山歌很优美、很悦耳，用现在的话说，那些就是原生态的歌手我们都喜欢听他们唱歌，光在一旁看，生活习惯、风俗不一样，不敢多插话，谁也没教过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少数民族，就是发自内心地在旁边叫好、鼓掌，不多表示，挺有分寸。

    当地老乡丢一个辣椒可以骂你半天，就站在田头骂啊，湖南妇女连骂带喊像唱歌似的，就那么骂骂咧咧的，谁敢碰她们的啊？老百姓不怕当兵的，抗日的时候不是人家求部队，而是部队求人家，不敢欺负老百姓，跟老百姓买东西不给钱不行，钱给少了不卖给你，你拿着枪敢打人家吗？我们经常做纪律检查、巡逻，部队平常跟老百姓接触，没出过这样的事，当时整个部队都这样。

    直到湘西战役结束，新六军也没捞着打，但我们要是没上去，那些部队也不一定能打这么好，这么一个精锐军摆在后面，对日军也是震慑。

    战役结束，我们又撤到安江，教导营仍然驻扎在小龙田的小山上，除了设卡检查往来车辆，还负责安江的军纪。

    一九四五年六月，全体教导营学生在湘西集体晋升为中士。

    我们的军龄不是从参军算起，是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到新六军算起，现在刚好一年，有很多是一九四三年末入伍的，那也这么算，营长陶逸训话的时候说了一下，没有仪式，很简单，后来新发了符号，两条黑杠两个红豆，中士就是班长级了。

    部队照常训练，我照样当我的生活委员。

    人家都说广东人没有不吃的东西，每天吃饭没有什么菜，农田里青蛙多，广东人叫田鸡。我说走，上田里逮田鸡去。

    几个人一会儿就逮一筐，在小河沟里扒完皮，头去掉，刷白的肉，回来一炒，大伙吃的倍儿香，哎呀，太好了，黄耀武万岁啊。我这个伙食委员多解决问题啊，就继续为大家谋福利。

    我很直爽，觉得我们这些同学当兵不容易，牺牲是肯定要有的、难免的，二次远征回来，四个中队就剩两个半中队，那些人都留在原始森林了，但是有些东西不要过分，特别是生活上。所以我们怎么吃苦都行，但必须是同等的，我吃这些苦，你也吃这些苦，待遇上没有更大的出入。

    那时当兵两年多了，总有种不满的情绪，觉得部队挺黑暗，

    为什么连长吃饭不跟我们一块吃？伙食费咱们也不少多少，连长也不多多少，他怎么就四个菜？我怎么就得想办法给大家弄点豆腐、弄点田鸡吃，要不然就得吃咸盐水？总觉得不平。

    有一次师部拨钱杀了一头猪送给我们，我就组织几个同学，连炒带炖。我告诉炊事员，今天我们改善生活，连长要炒猪肝、炒肥肠、炒猪肚，没有，这些全扔锅里炖上，一桌一盘，排长、连长那桌也是一盘，不准多给，大伙都一样吃，谁要多给我揍谁，我是伙食委员嘛。

    结果大家吃得很高兴，连长他们谁也没问四菜一汤、炒猪肝、猪肚哪儿去了？谁也不提，就老老实实吃了。

    营、连长都知道这帮学生不太好带，激化了容易惹来更多麻烦。我们挺团结的，弄急了揍他们一顿，他到师长那儿告状也赢不了多少。

    我这个伙食委员一直干到东北没垮台，每次干到期，连长说老黄老当伙食委员行吗？重选，你们提谁？大伙就喊，黄耀武，还是黄耀武。我就笑了，我说你左右不了，他们相信我，你们就受点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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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

    胜利了，“八一五”光复日本宣布投降那天，我们还在安江小龙田，当时是傍晚，刚刚吃过饭。

    我就把机关枪捧出来了，先头没敢放，营长脾气不好，我想这个事不能带头。后来越来越多的同学自觉不自觉地都把枪背出来了，都上了子弹。

    那自豪的啊，怎么样，中华民族到底站起来了吧？小鬼子到底被打倒了吧？同学们，举起枪！

    谁喊的我忘了，我就把机关枪举起来了，一扣扳机，二十五发子弹冲上天了，紧接着，冲锋枪、机枪、步枪，响成一片，夜色里蹿起一条条弹道。我合计这个响完了，营长还不来问，谁放的？结果营长没吭气。

    放啊，胜利了还不放啊！太高兴了！

    我想他带着手枪没准也放了几枪，我估计的，倒没看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兴奋得一夜未眠，连第二天的训练都取消了。

    当时有个叫胡希园的，这个人平时聊天不是这个政治就是那个政治，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无聊政客，我们那么多同学，他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天有句话说得挺深刻，我们刚放完枪庆祝胜利，他就说，同学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内战的开始。

    多有预见！

    后来大家才觉得，这个人是挺有头脑的，他看对了。但这个人很快不见了，不是被暗杀了，我们部队绝对没有这个，是跑了，他说过我不参加内战。

    部队里面议论政治、议论老蒋都随便，没人管！什么特务、军统，弄急了我给你一枪。我们在部队里面一心抗日打鬼子，歪门邪道你别来，胡来那就给你一枪。今天我们活着有说有笑在一块儿吃饭，是好兄弟，明天也许你没有了或许我没有了，咱们扯那干什么？都是挺明智的，没有说谁监视谁的。

    个人之间犯了口角打架的有，我也跟同学打过，但都是小事，有时候互相说不对付了，旁边就有凑热闹的，就干一架，后来说打啥啊，团结还团结不过来呢。

    当时有件事我总没弄明白，我们有个学医的同学，姓莫，瘦高个，三十多岁，在六十五团三营当军医，有一天他带着十几个士兵，都是广东人，扛着机关枪、步枪，带着粮食，挑着担子，走了。轰动全师啊，因为我们师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大家说他怎么领一帮人跑了？都感到很惊讶。大家就议论，这一带也没有共产党啊，去当土匪可能性也不大，他对这个地方的情况也不熟悉，没站脚的地方啊，胡猜一通，不了了之。

    编者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八月十七日深夜，在研究受降的最高层会议上，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说，日本虽已战败，但仍然傲慢且不认输。新六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的精锐之师，这对其很有威慑作用。因此，选派新六军进驻南京不仅时间快，而且可以扬我军威。几天后，廖耀湘率新六军奔赴南京，接受日军正式对中国战区投降。

    有一天，有架飞机飞到安江上空，飘着几条白带，翅膀侧一侧继续飞走了。后来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将冷欣从四川飞南京去跟日本人谈判，翅膀侧一侧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打我。哎呀，我们欢庆鼓舞，八年啊换来这一天不容易。

    日本向我们无条件认输了，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把一切的一切都还给中国。

    安江属于第四方面军防区，司令官王耀武到长沙接受日本驻湖南的军队无条件投降。第二书包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第三节这一天终于盼到了（2）

    过了几天，来命令了，新六军代表中国军队到南京受降。我们是属于全国性的，南京是日军的大本营，汉j汪精卫的首都。

    八月末九月初，我们就匆忙地上飞机。

    南京，我们的首都，今天终于回来了。

    可能是飞机坐得多了，过去每次坐飞机有反应，有时心脏受不了，有时头疼、迷糊，但是我们飞南京的时候没有那种感觉。飞机一落地，不得了啊，个个下来精神抖擞，飞机场的通道立即全部占领，部队按照指定地方布防。

    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没有白白浪费青春，没有，太高兴了。

    我们开始时驻在孝陵卫，这一带有很多日军军营，因为受降之前日军武装尚未解除，需要监视，我们就驻在日军军营里。

    军营都是楼房，有电灯，但我们住的这个楼到了晚上全部是黑的，一点亮也没有。大伙说怎么这么黑啊？再一想不用合计，肯定是日本人搞的鬼。挨着我们的楼就住着日本人，去了几个同学，把日本人找来了。怎么灭了呢？他说不知道。不知道能行吗，马上给我弄亮。他看一看，把锈丝拿来了，弄上了一推，全亮了。他们事先都把锈丝拆走了，投降了还把灯给弄灭了，欺负我们不懂。

    我说他们不老实啊，还得收拾他们，不收拾不行。

    白天从楼里出来，他们遇见我们不行礼，二话没有，先打两嘴巴子，啪啪，你的，不敬礼呢？他就马上敬礼。不敬礼就打嘴巴子，就是报复心理。

    受降那天，我们学生教导营在仪式现场负责警戒，但是离得很远，离得近的都是将领。

    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冈村宁次毕恭毕敬，战败者嘛，受降的是何应钦。冈村宁次签字后，新六军举行了威武浩荡的入城式，全副武装从中山门走过，很隆重，沿途民众高呼口号，场面振奋。我们因为执行警戒，没有参加这个仪式。随即日军武装全部被解除。

    当时的心情那真是欢欣鼓舞，经过八年奋斗，受苦受难这些年，我们打胜了，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也提高了，生活从此就会好起来了。

    打胜日本，中国坚持这八年很主要，罗斯福对这一点很肯定，当然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援、参战，加上苏联出兵，当然苏联出兵是投机，它不出兵日本也得投降，它就是为了到东北抢掠物资。

    受降后，教导营主要执行三个任务，监视孝陵卫日军、守卫中山陵、看守中央体育场日军弹药库。我们排负责守中山陵。

    南京从中山门到中山陵这一段有很多漂亮房子，都是汪伪高级官员的，我们根本不进去，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但是很多接收单位、接收大员就来了，哪儿都去接收，到处抓人，就为了钱。

    编者注：南京受降，蒋介石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投降。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何应钦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广播演说：“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我们最底层的士兵对中山先生是很尊重的，特别是我，和一般人的感情还不一样，因为父亲是同盟会会员，对他很尊重、很崇拜，虽然现在还没有天下为公，也许永远不会天下为公，

    但是他的主张是很好的。

    中山陵有四百多个台阶，我们在最上面，二十四小时守在门口，两个小时一换岗。每天来参拜的人很多，大多穿便服，也有军官，行礼鞠躬。进去以后下台阶，就是中山先生躺着的

    水晶宫，但要进去是有条件的。

    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南京市民送来的慰问品，特别是啤酒、香烟和副食品，每天给我们一个班送一箱啤酒，那时我们都不喝酒，从来没有喝过酒啊，我说谁会喝谁喝。

    胡班长是我们一起的同学，湖北人，他说小黄啊，咱们商量商量。我说商量啥啊？他说你不用站岗。我说站不站岗也无所谓，站岗也是十二个人轮班，一人两个小时，站呗。他说你做菜、做饭，我们一天加起来的伙食费是多少，都集中起来拿去买。

    我们兜里都有从缅甸带回来的卢比，每月的工资也都挺高，南京那时还没通货膨胀，钱还挺值钱。

    我每天一早翻过小山头到菜市场，买肉买鱼，十点多回来就开始做午饭，清蒸鱼、滑熘鸡，过去也没做过，但小时候看母亲做，心里有数，反正天天都吃好的，有钱就吃呗。

    中央体育场是日军的炮弹仓库，地方比较偏僻，轮流派一个班在那里守卫。那天轮到我们班守卫，闲着没事，我跟一个同学一人抱了几发炮弹，跑到看台顶上，把炮弹螺丝松开，往远一撇，身子一缩，外面就炸了，扔着玩。有个仓库里都是烟幕弹，也拿出来在体育场中央插一排，一个一个放起来，打完了体育场都冒烟了。

    我们二连连长段吉升到南京时调走了，到师部参谋处当参谋，等位置。排在后面够资历的上来了不腾位置不行，没有适合的就暂时做个闲差。让他到参谋处还有一个原因，他长得很帅，京戏唱得非常好，唱青衣的，廖耀湘、李涛特别喜欢京剧，所以留在身边，以后在剧团里客串个角色什么的。

    接他班的叶连长是广东人，黄埔十六期的。

    当兵出来和家里两年多没有联系了。我给大姐写信的地址是韶关，但光复后她们学校已经迁回广州了，没联系上大姐。

    姑姑带我们从香港去博罗县的路上，二姐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救亡工作队，在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始兴县县政府当公务员，我就写信到那儿去。当时她已经离开始兴到东莞税务局工作，但还是收到了我的信。东莞那时还是个小县城，她先生也在税务局工作。

    二姐回信说，我们失散这么些年，都是战争造成的，战争把我们的家摧毁了，现在好不容易胜利了，祝你能够早点回家乡，家乡很需要你们。我们同学之间也议论，胜利了，估计要安排我们退役了，我们都还年轻，该回家上学了，据说上头也正在考虑。

    第四节抗战胜利就是中国内战的开始

    在南京遇到一件事儿，我心里就想，完了，这内战是非打不可。我这个人年纪虽然小一点，文化知识上也不如队伍里的哥哥们，但我爱想事儿，爱观察。

    我去驻扎江边的六十五团找朱富华，他一直留在六十五团团部没有回教导营，那天刚好六十五团派出的一个加强排从江北浦口回来了。

    新六军的编制，一个排是五十一个人，加强排就是一个排再加上重机枪排、携带小炮的炮兵班，有七八十人，这些人坐

    在马路边上，都低着头，很沉默，好像很有心事。我就问朱富华：“怎么了，重机枪都架在这儿，人都坐在

    这儿？”“刚从浦口撤回来。”“浦口怎么了？”“昨晚打了一宿，新四军向这个排进攻，我们伤亡二十余人。”

    那时，我们的部队跟谁打仗都是不会投降的，就是跟他干。可是打了这么一仗，回来情绪这么低落，大伙都想不通，刚跟日本人打完啊，自己人就干起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内战，必打

    无疑了。

    这时候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份吧，双方小的战斗就开始有了。我就想，下级军官也不敢自作主张就来打我们啊，他也得有上级命令嘛，既然上级有命令了，这个战争就难免了。所以当时我就发觉完了。

    在南京前后驻扎了一个多月，十月末，部队到了上海，驻在江湾的盐业新村，准备开赴东北，那就是内战指定要开打了。

    盐业新村的军营都是日本人盖的新房子，建好了还没来得及住就投降了，两幢，一个很大的院落，有个足球场，我们每天上午踢足球，踢完球就在附近散步，挺自由的，部队也不搞训练了。

    这时上面有打内战的思想，但下面没有准备，抗战结束前，我们在云南、在湘西没有一天不训练，到了上海没出过一天操。

    在上海给我们发了胜利金，中士军衔是六千多元，有些同学买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我一律不买，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年纪小对那些没什么兴趣，也没有可消费的。

    江湾区离市内不远，礼拜天闲着没事就都出去，比我们年龄大点的，就去驻地附近麻将社玩。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听他们讲得乱七八糟的，上街的时候我都是自己走，各人的需求不一样。

    从军营出来走四十分钟到北四川路，坐摩电车到南京路霞飞电影院看话剧，最有印象的是《夜店》，这是一个名著，描写下层社会人的生活，进去了经常没有几个座位，就剩十七、十八排的了。那时门票很贵，二百块钱一张票，抗战胜利金才领六千多，吃一碗面条才二十元，所以一般都舍不得看。

    看完话剧就去南京路、外滩、公园浏览市容，饿了想吃点饭，在街上找饭馆，女招待都在门口，看到就拽，我一看，哎呀，那能进去吗，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到她们我就跑步过去。找不到地方吃饭，又不敢进去，反复走好几个来回，终于遇见个大排档，门口摆几张桌子，屋里面也有几张桌子，二十块钱一碗肉丝面。挺大的碗，就吃碗面条。

    几乎每次去市区都会遇到相同场面，中午这顿饭对我是挺伤脑筋的，回来跟同学一说，他们就说我小鸡雏子，什么也不懂，有钱连饭馆都不敢进。为什么不敢进？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红人，他领着第三方面军进驻上海，他的部队军纪就不行，我们坐公共汽车、摩电车都站排，他的兵不排队。

    那天我和卓干成看见一个，就拽住了，过来过来，不站排怎么能行呢，上后面去。他说我不站排。我俩说你多啥？他是个上士，看我们俩挺凶的，两个打一个还不削扁他？就到后面站排了。

    所以当地人对我们印象很好，知道新六军是远征军。

    我们有时穿上罗斯福呢，扛上枪在南京路等热闹地段，一边行进一边高唱胜利之歌，就是要给满城老百姓看看，这是一支什么军队，胜利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上海我们跑了一个同学，他是上海人，在教导营营部当书记，营长陶逸同意的，说那你愿意走就回去吧。

    我出生在上海，但没啥印象了，上海还有些父母的老关系，但没去找他们。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一

    朱洪海

    这是一项历经八年才得以完成的工作。八年前，也是冬天，黄老先生家里的暖气烧得很不好，他特地在我旁边加了一个电暖气，我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但是那天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说真话还是假话？说真话，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刚刚开始，我的工作岗位就从编辑转到了发行，无暇进行这项一眼看不到头的工作了。再后来，我就离开了沈阳。

    二○○五年夏天，在北京，辛苦尚红科当司机，我邀请了台湾时报文化的莫昭平先生、张香华女士和王海娜去潭柘寺，从潭柘寺出来，大家坐在一个山坡上，记不得怎么想起来唱歌了，我和老尚、海娜唱大陆的歌，莫总和张香华女士唱台湾的歌。

    唱着唱着，就想起黄老先生的故事，我讲了半个小时，讲完了大家很安静，最后老尚打破沉默说，你把这本书弄出来吧，我来出。

    两年后，我离开北京回到了沈阳，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间里，进行完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扫尾工作后，忽然想，黄老先生的采访应该开始了。

    沈阳又经过几年的城市建设，只需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就可以到达住在于洪区的老先生家，再不必像当年要几经换车耗时两个小时了，更幸运的是，老先生不仅健在，思维、言谈依旧不减当年，语言表达还是那么富有感染力。

    老先生是我一位朋友的姥爷，我也就跟着叫姥爷，二○

    ○九年冬天，牛年正月初六，很多商家还没有开业，我在三好街走过半条街，才买到一支录音笔，中午坐在姥爷家里，开始延续七年前的第一次采访。用完了春节的假期后，在去于洪的公交车上，窗外的景色从春花变成夏荫再变成秋叶和雪花，这一年的无数个周末就是在姥爷家的聊天中度过的，以至于连女儿都认为周末去看姥爷是我的一项工作了。

    姥爷的作风是，去他家事先一定要预约，尽管他的退休金其实很微薄，以卧牛之地形容他那一居的环境并不过分，但是客人来了要摆上几个菜，倒上酒，这是他的待客原则，因而饭桌上的内容需要提前准备，八年以来莫不如此，于是我只要一回望过去这一年，就是无数的酒杯和盘子在眼前飞舞。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姥姥，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的酒杯和盘子是姥姥整理提供的，更因为她和姥爷是人到中年才走到一起的，她以大海样的胸怀容忍了我，容忍了那些有关姥爷的故去的前妻、初恋女友的肆无忌惮的提问。

    我有意把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攒到了采访工作的最后，心感顾虑这敏感的话题会给两位老人平静的晚年带来不快。凤凰卫视的毕蜂帮我出主意说：“你领姥爷去洗澡，在那采访。”

    感谢姥姥，没让我用上这一招。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二

    口述历史是我八年前开始着手的方向，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也是那时候开始的，如今进行的《1944—1948我的战争》是第二本。从一个大人物跳到一个小

    人物，在我心里，两部书的分量是相同的。

    从秦皇汉武、陈胜吴广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史的脉络就是王侯将相的记载史，大人物们在历史车轮中的作用确实是关键的，但是还有句话叫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我看来，大人物们的作为是历史事件的结果，作为后人我们有多少次看着那些结果却不明所以然？答案时常就在小人物们的世界里，他们有时就是历史事件的缘由。

    《易经》说太极生两仪，如果两极世界才是完整世界的话，中国史看上去就像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缺少了平民史的一极。我曾经用一个比方跟朋友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书：假如有本书是项羽的一个士兵写的，描述了鸿门宴、火烧阿房宫、垓下之战，记录了秦末底层百姓的生存实况，你想不想看？假如唐王朝的那个卖炭翁留下一部《我的卖炭生涯》，让你知道当年在市井之徒的口中对盛唐衰落的缘由是怎么认为的，你有没有兴趣？

    平民史的力量，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已经给出了答案。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三

    回到本书，从1944—1948，姥爷的战争共是两场战争，之所以把战争这样的大词儿放在一个小人物头上，是那个时代的人，自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个人命运，已经与国家走向绑在了同一驾战车上，由不得你了。姥爷的背后，站着他当年的同学，再后面，是十万从军青年，再后面呢？是一代人的命运。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叙述，却可以让原本不甚真切的一些历史景观忽然清澈见底：

    很多人对当年四万万中国人被日本人凌辱至今心有不甘，但究竟为什么那时的我们就那么不禁打？为什么日军一个师团就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现在这位老兵告诉你：战场上士兵打完枪，子弹壳自己还得捡回来再上交；军队的士兵只发半床被，睡觉时要用皮带把脚裹绑上。在国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方的军队困难到如此地步，挨打一点都不奇怪，再多四万万也没用。

    关于全民族抗战热潮的资料非常多了，但这些资料大多出自大人物，不仅宏观，且难免令人担心是否有粉饰，请谅解我用了这样一个词，局外人怀疑真相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更加说明再现历史的必要性。现在这位当年的下士学生坐在你面前说：

    国家到了危险时候，最紧要的关头，我就跟你拼死。最后你攻上来，我拉手榴弹和你一块儿完蛋，就是这种民族精神，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胜利，才干出这个事，很多部队都有这样的例子。

    关于国民党抗战，恐怕是这一年姥爷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消息是我女儿带来的。那天伯鱼第一次到姥爷家听我们聊天，聊到中途，我忽然想起来就问她，你们现在的课本是怎么讲的？鱼说，共产党坚持敌后战场，国民党坚持正面战场。那一刻，我看见坐着的姥爷忽然半立起来，上半身朝着伯鱼伸到饭桌的中央，又惊又喜的眼睛亮出闪光，就说了三个字：真的呀？

    这句话，我想他等了刚好六十年。

    分析国民党内战失败原因的史料无数，姥爷说：陶铸、徐向前、陈赓、左权、这些高级军官都是黄埔的，为什么八路的黄埔生就能打？为什么国民党的黄埔生就不能打？老实说，

    我采访到夏天时还是对此很迷惑，仅仅一个二十二师，在东北就有三次战斗是以一个团对抗解放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兵力，三次均占上风，国民党在东北共布置了几十万部队，这样强大的战斗力为何仅仅两年半就被对手秋风扫落叶般给收拾了？但是当绵绵而来的事例都指向了这两个字时，再一次清澈见底，一句话，的力量是无穷的，国民党失掉了民心。

    那时的民心就是要吃饱饭，回顾我们的五千年史，改朝换代、风起云涌，真的就没跑出一部吃饭史。

    许多史料讲国民党士兵厌战，但是对为什么厌战？厌战的表现如何？厌战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缺少具象认识。正如汶川地震，当现场的电视画面、图片纪录、切近到个人生死的新闻描述一一展现眼前时，这种感染力立即动员起了全民族的爱心。

    为什么厌战？因为国民党底层官兵眼中的世界正在崩塌。

    这一年，我始终相信，自己进行的是一项填补出版空白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讲，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四

    本书正文的全部内容，均来自姥爷的口述，他没有任何借助，尽管我提供了一些散乱的材料和地图，对他似乎帮助不大。也正因此，难免个别地方与史实略有出入，敬请读者谅解。

    然而几乎所有看过初稿的朋友，无不钦佩老先生的记忆力，这些数量不小的六十几年前的名字，从职务转换、军衔变化到籍贯甚至家属来历，在他数起来有如谈论眼下的亲友，为什么他忘不掉？

    由于开工时还不熟悉录音笔的使用，几次导致文件丢失，好在姥爷比我有耐心，让我惊讶的是重新再讲，有些细节不但措辞一致，连口气都是似曾相识。

    从一九四八年二十岁被俘至今已经六十二年了，可否这样假设，姥爷的内心世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五年？这是他八十二年人生中最具色彩的五年，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到二十岁就结束了，后面的人生是否都是虚幻的？

    不然，他怎么记得这样清晰？

    采访工作是到夏天基本结束的，要特别感谢陈景华，他是个大学生，大部分的录音文件都是由他敲成文字的，我给他的原则是，除了语气词，所有的对话都要敲出来。进入文字整理阶段后，既要保留姥爷个人的叙述风格，还要考虑书面语言的规则，同时还要对一些细节反复认证、完善、加工，粗算起来，读者现在看到的版本应该是第七稿、第八稿。

    很巧合，去年底国家首次大规模从大学生中征兵，陈景华报名去了南方某部，或许这就是他参与本项工作后的收益吧。

    编辑工作进行到后期，我不断收集书中人物后来命运的信息，廖耀湘、李涛、李定一、骆鸿武、邱钟岳……这些曾经生龙活虎的身影，六十多年前迅速烟消云散后，老人就再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消息，寻找他们的命运信息，在我感觉就像在帮助历史还给老人一个愿。我甚至查到了邱钟岳在台北的宅电，打过去，号码已经停用。姥爷说，那就是不在了，当时我差不多是最小的，现在还能在的，不会有几个了。

    从牛年正月初六开工，到虎年正月初十收工，这项进行了

    一年零四天的工作，远远超出了通常的编辑力量投入，能持续

    兴奋如此，深感此书尽管记录的是一部个人史，更是对整整一

    代人的纪念，愈发增加对人生命运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敬畏，

    一年来经常闻听诸多同辈与我进行着同样的历史抢救性工作，

    出版业的同行多年前就在倡导口述史的出版，我的加入，或可

    以为还原历史的画像添加一根线条。

    去年春天，刚刚出版《枪杆子》的张正隆先生来沈，我在饭桌上把姥爷的故事讲给他，他一再感叹这是个好题材，并希望有机会去拜访老先生，并在《枪杆子》的扉页上题写：黄耀武老先生，你是为中华民族立下殊勋的人，祝您高寿。晚辈张正隆。

    以平民的角度记录历史，对我是一个开端，很希望各位朋

    友帮我提供素材，因为很多历史真像正在一天天离我们而去。文中注释，并非出自权威，皆来自本人力所能及掌握的材

    料，不确之处，敬请读者包涵。

    快收工时，我对姥爷说还需要个序言，有必要跟读者交代

    一下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姥爷说，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似乎也没有适合的专家或学者来做这件事，作为策划，同时也

    作为编辑，遂记述如上，是为后记。

    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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