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打通了就有战胜日本的可能，不然就没有什么希望。我们在广东参军时都知道，国内部队已经落魄到了什么程度，打仗没物资，那就没办法，赤手空拳打得了吗？打通了这条路，我们国家就有物资，将来就可以全面反攻。

    我们同学都是很勇敢的，部队发起冲锋，比征来的兵跑得都快，很勇敢地冲到前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死伤了很多。我们还在训练时就碰到一次敌情，大队长一下令冲，这些孩子们百米速度，一个比一个快，枪声炮声无所谓，看上去都赶上人海战术了，其实就是发泄内心这种感情。

    有时候喝点酒想起来这些事，为了抗日，很多战友、同学

    长眠在印缅战场，就觉得很伤感。他们的结局很惨，我们活着的也没好哪里去，但是我想历史不会永远跑偏。我的这种思想，几十年来就被认为是错误的，那我也扭转不过来，印缅抗战，是我这一生里最可贵的。对有些人，跟他们说什么也没用，他们不可能听，更不可能信。我们那个时候为啥拼死啊？为谁啊？

    我们在前面进攻，几乎天天行军，后面美国工兵就铺油管、修路，我们打到哪里，美军就修到哪里。有时候我们在前面打着打着，忽然发现修路的已经上来了，都是美国兵修路，机械化设备，开森林、铺管道、修路，速度很快。美军也上战场，史迪威派上来一个军。

    英国军队再也看不见了，当时参加作战的英军是第一师，还有装甲旅。部队从军官到士兵都讲，碰到英国军队指定倒霉，跟他并肩作战没个打，他的战斗力、军事素质太差，我们根本不靠他。他们不像美军，没把握，不能打还傲，这是英军的特点。不像中国官兵特别是士兵，非常淳朴，就是我跟你拼，拼个你死我活，没想太多，比如说我死了怎么办啊，为自己考虑很少。而且非常服从命令，冲锋号一响就猛冲。很多士兵是在兰姆伽受训的，虽然接受得慢点，但一年多时间下来，已经能熟练利用地形、地物。

    英国人瞧不起我们，后来他们瞧不起也得瞧得起了，他的实力不行。

    美军比他们强多了，跟我们非常友好，有时候两国部队穿插碰到，彼此举手示意都很客气、很友好，可能跟美国的文化有关，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打日本人，大家都有这种共识。但是美军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见到情况不好就把枪扔了，我们做不到，中国军人讲人在武器在。

    中国士兵今天出去打仗，回来把武器丢了是不行的，要杀头，没有武器就没法杀敌了，当兵的把枪丢了还算什么兵？那是绝对不行的，那就杀头。英国、美国军队枪一扔就跑，回来再领，跟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同。

    中国人给美国人的印象很能打，很能吃苦。能打能吃苦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当兵的谁是有钱人？谁家是百万富翁？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农民，抽兵抽到头上，不想当就拿八百元钱让别人顶替你，家里穷拿不出来就得去当兵。当兵后慢慢就懂得，把日本鬼子打完了就能回家团圆、能种地，这是最大的奢望。这些人也是挺勇敢的，很单纯、没有更多的想法，没想要当什么大官，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日本鬼子打掉，所以大家都能吃苦，外国人做不到这点。

    第九节打到东京去（1）

    我给师长李涛、副师长刘建章、参谋长熊杰都站过岗，没有给副师长傅忠良站过，他经常在前沿的师指挥所，由前卫团的特务排负责。

    有一次站岗，参谋长熊杰给我讲过四书。

    那天轮到我给参谋长帐篷站岗，熊杰从里面出来，我给他打个立正，行个持枪礼。熊杰是大高个，大胡子，参谋长这个位置他是接刘建章的。他站在我跟前问：“学生大队的学生啊？”我说：“是的，我在给参谋长站岗。”

    他说：“好啊。”就开始讲了，先从家常聊起，哪里人，多大了。然后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个人要有志气、有目标，不能稀里糊涂，当兵也得当个好兵。国难当头，你们凭什么出来当兵啊？还有生命危险，在家里待着好不好？所以必须有个志向，明白为了什么当兵。当好兵也有好多要素，要提高作战素质，为什么老练打靶、实弹射击？就是要你把枪打好，闭着眼睛也能拆卸枪支、排除故障，都练熟了打仗更有把握。鸿鹄之志是说动物都有目标，人就应该更有志气。

    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听得似懂非懂。一个是因为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我过去跟外省人接触少。再一个，修身、齐家可能还听得明白，治国、平天下对一个大头兵来说，就离得太远了。我们也不能治国，也不能平天下。

    二十二师的三个副师长都是黄埔六期的，蒋介石的军事人

    才有的是，解放战争失败了，原因很多，人才使用不当也算是

    一个。

    我接触到的廖耀湘、李涛、傅忠良、刘建章、赵霞还有熊杰这些远征军将领，都不是大老粗，他们受四书五经熏陶很深，个个都能讲一番。他们对抗日战争的结局是有抱负的，不是认为我们肯定不行肯定完，而是要跟敌人拼到底，到底是鱼死还是网破，要到最后才能有个结论。熊杰后来在东北当了兵团参谋长，赵霞在淮海战场当中将军长，印象中赵霞对共产党了解多一点，但我们那时在下面，谁也不知道共产党，也没听说过游而不击。

    我回来跟卓干成说参谋长今天给我讲四书了，他说当官的就是卖弄，回头他们该干啥还干啥。

    卓干成原来在乡政府工作，算是政府机关，懂得比我多一些，学识也比我多，字写得很好，对乐理很通，乐感很好，给他一个乐谱就能唱，很多歌都是他教我的。他唱两遍，不拿词我就能唱，我俩行军走在路上就唱：奴隶们，快快起来，奴隶们，起来……

    空余时间我们经常到各部队去唱歌，有个礼拜天师政治部搞活动，我和卓干成、李自成几个去合唱，见到了在师部当干事的吴启光，过了不久就听说他跑了。他的家境很好，还有个未婚妻，战争又很艰苦，他在美国、印度都有亲戚，估计是去美国了。吴启光是我们到印缅后第二个跑的，第一个是在印度雷多趁礼拜天休息跑的，姓冯，他有亲属在加尔各答。担任主攻八莫任务的，是孙立人的三十八师。

    编者注：八莫之战，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日军困守八莫，拟在八莫死守三个月，驻印军兵分两路由加迈、密向八莫发起攻击，新二十二师由和平指向瑞古，与第五十师于十一月上旬歼灭瑞古日军第二师团一部后，再克曼西及大曼两地，策应三十八师的进攻。三十八师连克八莫日军外围各据点，于十二月十五日攻占八莫。随后，新六军转锋南下，渡过瑞丽河，连克曼纳、派来、贵街三大据点，迫敌由南坎向芒密总退却，为滇缅公路开放提供了契机。

    第九节打到东京去（2）

    日军在八莫的防守配备比较合理，工事两层到三层，地堡一层，中间一层，上边是架，做得非常坚固，大炮轰也轰不垮。工事前面是开阔地，进攻没有隐蔽，对防御比较有利，有的敌人阵地布置得比较有欺骗性，观察的时候没发现，部队有时就攻进火网里回不来了，打得很艰苦，三十八师伤亡很大。

    但制空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不像第一次远征的时候，全是我们被日本飞机轰炸，没有一架是我们打他的。

    美国给中国的装备尽管不算好，但是跟日军比那是压过他们了。打八莫时，天上飞机轰炸、重炮打纵深，山炮、迫击炮、榴弹炮打前沿。当时一个连的战斗配备就有六门小炮，两挺重机枪，九挺轻机枪，冲锋枪都不算，光算炮，一个连发起进攻，火箭筒、反坦克炮、六

    ○小炮、八一迫击炮、四二迫击炮、山炮，整个都帮着这个连打敌人前沿阵地，平射炮打坦克、战车好使，打碉堡也好使，炮摆平了瞄准发射，速度很快，瞄准了一炮打过去碉堡就给掀开了，效果很好。

    打八莫时，战车还没上来，如果有战车、坦克掩护，炮火把敌人火力压住，部队可以跟着坦克往上冲，没有战车就打得很困难。

    敌人有坦克、装甲战车，但没多大用，我们一个营就有一个战防排，有反坦克武器，子弹比较大，打出去就转，击中目标燃烧爆炸，挺好使。火箭筒还可以打坦克，一炮一个，没跑，我们实弹射击时试过，在山边瞄准山上的大石头，一炮过去石头粉碎，周围的石土都滑下来了，力量挺大。火箭筒后面不能站人，打完以后火往后喷，几米远的草都着火。我刚用时觉得这很轻啊，六七斤重吧，比我扛的轻机枪轻多了，但它有一个缺点，必须用干电池，补充不上就废了。

    廖耀湘跟孙立人通无线电话，那个意思就是我把马拉关拿下来了，下面看你的了。我们离八莫很近，只要那边需要就可以派部队过去支援。孙立人的个性也很强，我用你帮？你能打孟拱，我也能打八莫，我打给你看看。后来到底打下来了。

    高级军官里面也互相较劲、互相嫉妒，你比我厉害，我比你更厉害，互相不服气。

    在缅甸，廖耀湘讲过一句话：我们不但要把日本人打到海里去，还要打到东京去，将来我们还要进军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离我们挺老远，这里都还没解决，还考虑那问题？当时大家都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但他说的这个话就值得探讨了，西伯利亚就是苏联，后来回想，这些高级军官当时就有一个意识，将来的敌人不光是日本，还有苏联，更具体的就是共产党，但当时我们下面还意识不到。

    我们基层对国内形势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国共正在合作搞

    统一战线，我们跟第十八集团军两部分怎么合作？怎么打日本？不大知道。

    在宣传抗战的大照片里，经常会看到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贺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这些高级将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中国高级将领，我们唱歌也是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谁是共产党的谁是国民党的没有区分，营级以下的下级军官都不懂，当时的政治思想教育还没做到这一步。

    共产党就不是了，解放战争时，一个士兵都知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但国民党军的营长都未必知道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政治教育很薄弱。廖耀湘对整个形势的认识，用后来的眼光看，是军事素质很好政治素质不行。

    第九节打到东京去（3）

    但廖耀湘反对赌钱，下部队看到有赌钱的就逮起来。廖耀湘有几个特点：不准赌钱、到城市里不准下小馆、不准上妓院，饿了下小馆吃饭都不行，要回部队里吃。我后来就没少执行这个任务，背着枪巡逻，上饭馆吃饭的都是军官，没有当兵的，军官手里有些钱没地方花，去吃碗面条现在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不行。遇到了就上去行个礼，请他回营。那些军官都老老实实的，刚吃了一口甚至还没吃呢，就得走人，不走是不客气。

    廖耀湘对这些问题很重视，她老婆也到过印度，坐小飞机过来探亲，他老婆就说，我这个瞎子啊，他当指挥官管得严点，你们体谅点。不然部队怎么有战斗力呢？这个不良习惯要改掉，不改就影响战斗力。

    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文化人说的话让人信服。

    远征这场战争，在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环境太恶劣了，此前对这种战争环境都没有经验、没有准备。尤其在第一次远征，从头到尾我们都处于劣势，太不容易了。加上和你共同作战的友军实际上是你半个敌人，那英军比敌人还可怕，起码我知道敌人是敌人。

    侵华日军的计划，就是要把缅甸拿下来，卡住物资通路，迫使中国投降，日军已经把东南亚的泰国、越南、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占领了，进一步占领印度、缅甸、老挝后，要把大部分部队拉到欧洲跟德军会师，野心很大。所以中国就是要把日本军队全部拖住，让他放不下，走不了。最后把缅甸日军的五六个师团全部消灭了。

    当时大家也很思乡，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很强，但是思乡就得先把战争打赢了，才能和家人团聚，那时候光荣啊，那多有面子啊，你当亡国奴什么样啊？不能打败，打败了我们国家就完了，必须打胜，就是这种心情。

    编者注：缅北反攻结束后，已回到美国的史迪威给廖耀湘发来贺电：“这是你的光荣，是新二十二师的光荣，是中国驻印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更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编者注：史迪威于1944年10月21日被罗斯福召回，由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学界称之为“史迪威事件”。该事件表面是由史、蒋矛盾激化而引起，其背后却是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之争。

    编者注：一九四五年十月，根据蒋介石指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包围昆明城，将龙云部队缴械，并传达蒋介石之命，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实际为软禁，史称“十三事件”。

    远征的胜利就算不是为中国人奠定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有贡献。后来的历史用后来的话说，杜聿明、廖耀湘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罪人、战争的罪人，但是应该说，他们在这段历史上是对国家有贡献的，没有这场胜利，当时的中国抗战就要更艰难。

    当时卫立煌领着国内三十多万远征军已经收复云南腾冲，正在往缅甸打，就要和我们在碗町、芒市会师了。

    大家就议论下一步往哪儿去？那时有这个说法，缅甸的日军残余不能往云南跑，必须往东面泰国跑，大家估计会继续进攻腊戍、南坎等地，然后向老挝、泰国、越南追击逃敌，上面的将领可能也有这个意思。

    十二月中旬，三十八师攻克了八莫，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奔赴八莫新开辟的飞机场，飞行一个多小时到了密。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在密机场又上飞机，大家不理解为啥老坐飞机，就议论这是要上哪儿去？有的说是不是要追击日军？也有人说了，是要回国吧。飞了两个多小时后，看明白了，我们是回国了。

    缅甸的日军还没投降，追击残敌愿望落空，大家心情挺不好的，就觉得不能让敌人喘息。日军跑到泰国还可以重新组织有生力量，元气慢慢恢复，将来还是个祸害。滇缅公路已经打通了，油管也接上了，但必须得保卫，靠英国那些饭桶部队能行吗？就只能靠美军了。这时史迪威已经被调走了，好像是跟蒋介石搞得合不来。

    大家再转念一想，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抗日也好，当时没想那么复杂，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政治派系斗争。

    调我们回国是为了压龙云。云南的形势不大安定，云南王龙云不大听蒋介石的，阳奉阴违。那时有很多地方势力老蒋也不是能控制得了的。另外日军在中国已经

    攻陷贵州的独山，要往重庆进攻，云南沾益距离贵州很近，必要时可前往阻击日寇的进犯。

    第一节深信历史不会把你们忘记（1）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号凌晨，我们在云南的沾益机场下了飞机，师特务连是第一批回来的，到达后的任务是守飞机场，接应主力部队陆续到达。

    本来回到祖国应该是很兴奋很亲切，但是我们感到很凄凉，到处静悄悄的。晚上站流动哨时，就听到远处传来钢琴声、歌声，一个男高音唱：一样的月亮，一样的月亮，月亮下面是故乡，故乡啊，在何方，邻家的好孩子可要歌唱……描写失落的家乡、祖国、爱情，哎呀，歌声很凄凉。

    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月亮颂》，听了以后心情挺不好，心想这是啥？不像我们在缅甸，到处是枪声、炮声、胜利之声，来这里一听是这个声，是又一种感情，又一种感觉。

    唱歌的估计是个知识分子，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我喜欢歌曲、喜欢音乐，听到他那歌声就挪不动步，不走了就站在那里听，听了几晚上我都会唱了。

    前后住了一个星期，全师部队全部空运到达。其间在机场就见过一架b29，终于见到大飞机了，都跑过去看重型轰炸机什么样。那时候中国啥都没有，落后透顶，生产不出来飞机。

    我们是一月一日回来，一月二十七日，消息传来，孙立人率新一军攻克了八莫北面的腊戍、南坎，和远征军五十三军会师畹町、芒市，整个缅北战役结束，中国的第二次远征获得全面胜利。

    编者注：第二次远征，中国驻印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近五万人，滇西中国远征军伤亡近七万人，歼灭日军两万余人（一说四万余人）。中国军队两次进入缅甸对日作战，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历时三年零三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四十万人，伤亡近二十万人，全歼日军十八师团、五十五师团、五十六师团打通了中国西南际运输线。

    由于在滇缅战役中失败，侵入贵州的日寇陷入四面

    受敌的态势，火速后撤。国民政府得以从滇缅战场腾出三十余万军队，准备投入全面反攻。新六军各部奉命急行军到曲靖县城集中。廖耀湘下

    令，把学生大队在缅甸分下去的学生全部集中，成立新

    六军二十二师直属学生教导营。廖耀湘说，这将来就是新六军的基层干部，尽管在印缅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但仍需继续训练，以后补充基层部队。

    回到教导营一看，学生大队在缅北一共是四个连分

    配下去，现在都调回来，只编了两个连加一个战防排和，

    一个通讯班，缺了将近四个排，再一查广东同学就剩三国四十个了。

    广东同学大部分都是分到二十二师，分到新一军的就一个李直轩，他是力行中学的，提干提得很早，在缅甸就提了上尉，同学里面就属他提得最快。没调回教导营的那几个我们都知道，郑醒华、黎兆基他们八个留在师部和军部参谋处、军需处、机要室没回来。

    在印度跑了一个，在缅北跑了吴启光，一共就跑了两个，说了半天没有谁了。分到六十五团第一营的有十多个，就回来一个黄树开，分到二、三营的也回来不两个，大家就疑惑，那些人都哪儿去了？起码还缺三个排差不多有一百来人，有四分之一的人没回来。

    后来有人说，没有了，就是都留在缅甸了，但留在缅甸的不是人，是他们的白骨，战死了。都补充到步兵连去打，必然就有牺牲。

    在缅北，尽管大家都在一个师，但是战事频繁，根本无暇联络，除非同在一个排、一个班可以了解确切信息，在另一个营、另一个连就很难了解彼此状况，部队也从来不发布伤亡之类的消息。书包网想百~万\小!说来第二书包网

    第一节深信历史不会把你们忘记（2）

    抗日战争的有些场面是很感人的。今天如果部队开始进攻，

    都抢着去，你是营长我也是营长，你是团长我也是团长，都抢着要打头阵，谁捞不到打都不平，都有意见。这种精神，这种气势，能不打胜仗吗？我去我绝对和他拼到底，没有说你去了我才不去呢，没有。

    缅北战争的残酷就表现在森林作战，隐蔽性太强，伤亡就要大。不一定从哪来两枪就打倒你两个，他打两枪就跑了再找根本逮不着，大森林里没阳光，十米以外见不到人，白天和晚上差不多。

    但不管什么理由，不往前冲那是不可能的，干什么来了，不是为了祖国，为了打败日本人来当兵的吗？忘了当初的誓言啦？“不灭倭奴誓不归”嘛，我们在部队的时候老唱这首歌，鼓舞志气。

    这些同学牺牲了，我心里挺不好受，都是当初一起从广东走过来的，现在没有了。其中就有在八莫遭遇战牺牲的李同学，他是广东师范学校毕业的，没有人看见他的尸体，但是没有了就是牺牲了。

    战争的结果就是这样，胜利也不是容易换来的，牺牲了连掩埋都不掩埋，部队在前进打仗没工夫，尸首搁在那儿半天就被蚂蟥、蝼蚁都给吃光了，家中连封阵亡通知书都没有收到，更谈不上抚恤金，挺惨的。

    后来就想开了，行啊，都是为祖国嘛，为民族解放做点牺牲是必然的，你们倒下了也是光荣的，我没倒下是捡着了。我没倒下是因为年纪小，被分在了二线连队，伤亡的可能性相对小，要是分到步兵连里也够戗，能不往前冲吗？我也是跟日本人拼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你们的白骨永远留在缅北的原始森林了，但是我深信历史是不会把你们忘记的。

    结果后来的历史真就把他们遗忘了，可在我心里他们都是烈士，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他们是死得其所，但有谁想起他们来？

    学生教导营第一任营长是邱钟岳，黄埔十四期，他从六十五团少校团副位置上调过来。一连连长李德威，黄埔十五期，原来是六十五团上尉指导员，一排中尉排长李大良是黄埔十八期，二排中尉排长廖可彦是黄埔十八期，三排少尉排长陈积年是黄埔十七期，我被分配在一连三排。

    连长李德威打过我十八大板。

    那次我去找邱钟岳，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了，从没看到亲人，这次在曲靖看到一个同族的堂哥，打算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去看看他，晚上不回营了。他不置可否。

    堂哥在第八兵站当采购员，我是礼拜天去的，礼拜一早晨回来的，就不行了，没批准啊，按军纪要打我十八板。

    我自己拿着扁担去找连长李德威：“报告连长我回来了，挨处分了。”连长就笑了。

    执行的都是我们同学，一个班出来一个人打两下，也不能真打，扁担落下来时是后半截落下来，同学之间舍不得打，扁担高高举，慢慢落。

    排长陈积年对我很好，说你也不吭一声还以为你不回来了。我说我哪里知道回不来，去了人家给我做吃的，吃完了饭才知道天已经晚了。回来要走十几里的乡村小路。

    在曲靖我们又训练了三个月，和在缅甸、印度训练时一样严格。训练内容除了队列操练，还要练三角瞄准、班排连攻防，比在印缅舒服一点的就是取消了夜间训练。

    训练之余，我担任图书管理员工作，把同学手里的书籍集中起来，放在图书室供大家阅读。

    不久，上面下令挑二十个学生成立军官训练班，训练半年下去当排长。这是第一次从我们学生中选干部，我肯定争取不上，才不到十八岁，连当兵也不够年龄。李自成被选上了。

    过一段又挑第二批，这次是选驾驶员去跟美国教官学开车。我估计差不多能被选上，开辆吉普，带个团长以上的干部，你到哪儿我就开哪儿，不挺好吗。结果也没有份儿，大概还是嫌我小。

    一个月后，六十五团一营营长陶逸调任学生教导营营长，邱钟岳调任一营营长。李涛把老婆接来了，住在师部旁边，他老婆是广东人。刘建章、傅忠良、赵霞都住在师部，没接家属。

    在曲靖我们还参加了一场婚礼，学生大队时的少校指导员陆志民结婚了，学生大队解散后，他一直在六十五团当少校干事，新娘子小个儿，很漂亮，跟我们讲广东话。结婚后陆志民不想跟部队走了，通过一些关系，调到省政府当科长，本来少校没有资格当科长，大概是考虑他参加远征军回来的缘故，那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了，估计后来解放战争云南起义时他也跟着起义了。

    第二节咸盐水就饭（1）

    四月末，一个命令下来，部队出发。光知道要到前线，去哪个前线不知道。排长陈积年是广东人，跟我关系挺好，我负责管理连里的图书馆，他总来借书。我问他：“我们去哪儿？”“去湖南。”“到湖南干啥？”“反攻，湘西战场兵力不足，我们去。”我们是空运到芷江的，途中有一架飞机失事了，起飞不久

    撞在山上，一架c47运输机能装四十多人，一个排的人报销了。

    到芷江一下飞机，命令我们急行军赶赴六十里外的安江，大家合计前面是啥战斗啊，怎么这么紧张，也没听说还有等着我们打的仗啊？

    抗战胜利前夕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从哪儿起飞的？不是从美国，那距离太远航油不够，是从芷江的飞机场起飞的。

    日本人为了解除来自芷江机场的空中威胁，集中十余万大军直奔湘西芷江。湘西战役是何应钦为最高指挥，黄埔三期的王耀武率领四方面军打的，他手下部队有十万多点，与日军相比不占优势，所以蒋介石下令，命廖耀湘率领新六军的二十二师、十四师火速空运芷江。这是当时中国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但是新六军参加湘西战役，有一些史料没有记载。

    年纪大的同学就说，现在我们开始全面反攻了，从芷江起飞的飞机，都飞到日本本土轰炸东京了，日占区的很多军事设施也都被我们摧毁了，所以日本人要来侵占芷江飞机场。

    芷江的飞机很多，不少是美国的鲨鱼式战斗机，这种飞机很小很简单很灵活，都是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的，就是飞虎队，这时他的大部分飞行员都是中国飞行员，已经被训练出来了。陈纳德原来在美国什么也不是，但在中国出名了，罗斯福对他是要啥给啥。他老婆就是陈香梅，西南联大的，广东人。

    b29是抗日战争后期出产的，天天从芷江机场飞到日本上空去轰炸，飞得很高，在一万公尺以上扔炸弹下来轰炸。美军投到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就是用的b29。

    全国各个战场上已经开始全面反攻，很多人已经看到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中国的。

    编者注：芷江机场，抗战时期为中美空军重要军事基地和前线机场，有“远东第二大机场”之称，因“飞虎队”的进驻而驰名。

    芷江在湖南西部，日军从长沙、邵阳进攻芷江需要翻过海拔很高的雪峰山，湘西地形很复杂，都是大山，抬眼一望，山连着山，那时候湘西的土匪就很多。

    赶到安江后我们驻在江边的小龙田，江上架起浮桥运输卡车、大炮。

    小龙田离安江县城也就五里地，安江地方不大，但窑子到处都是。李涛下令了：上下官兵，一、不许上小馆；二、凡是逛窑子的通通逮回来。其实这个命令在云南时候已经下过一次了，但这个任务师部特务连执行不了，一看是个营长、团长就行礼，惹不起啊。李涛就下令由我们学生教导营执行。我们不管那个，学生不讲情面，什么营长、团长，通通都滚蛋。不管是谁，谁不服从立马带走，连师长都不行，命令是你下的，你下令你不执行谁执行？

    我们就背着冲锋枪，三个人一组巡查。那些老鸨子一看到我们就头疼，怎么又来了？把生意都给搅了。到饭馆一看到军官吃饭，就讲：“回去吧，别吃了。”“刚要来，付了款了。”

    “不行，付了也不行，就是不能吃，执行命令。”

    这样军纪就好多了。

    第二节咸盐水就饭（2）

    在云南，供应我们每人每天一二两豆油、二两花生，没有黄豆就给蚕豆，一斤半青菜，供给保障很严格，远征军回来的嘛，大家就想吃这个。

    到湖南就不行了，当地的物价天天涨，我们的副食金不够用，今天发下来明天拿着钱出去买，啥也买不来。开饭了一端饭碗，一个班就一碗汤，咸盐水里漂着几根白菜，我说这是啥

    伙食啊？

    我这个人不安分，就觉得这里有问题，连长贪污了吧？他把菜金都吃了，给我们吃这个。不行，找他去。我和黄树开、卓干成三个就去找连长了。

    连长是李德威，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你们三个菜、四个菜的，连长、排长的在一桌吃，我们在外面就喝咸盐水，你还让我们活不？李德威说，我什么也没少给你们啊，发多少菜金，就买多少啊。

    有一天，副师长刘建章来部队，正赶上开饭。刘建章看看，很奇怪，说这也没有菜啊，怎么就一碗汤啊？都是用缅甸带回来的铝制大碗装汤，一个班一碗。

    我站起来：“报告副师长，天天是咸盐水就饭。我们的菜金都哪儿去了？肯定是连长贪污了。”我告了连长一状。

    刘建章说：“不行，得改善，这是什么事，学生没菜吃，能行吗？”

    副师长走了，第二天还是如此，我去找李德威，我说你怎么回事，副师长说话也不算数？就给我们咸盐水？

    李德威说不是我给你们咸盐水，是那点钱只能吃咸盐水。我说放屁，那你怎么没喝咸盐水，我们就喝咸盐水？他很生气，你们这是干什么，造反啊？我说造反怎么的啊？李德威带着左轮手枪，他伸手摸摸手枪。我们每个人平常腰里都带把刺刀，我说怎么的，你还敢把手枪拔出来？拔出来我就下你的，不信你就试试看。

    旁边三个排长，一个十七期的，两个十八期的，都没敢动。李德威也没敢拔枪，就报告营长陶逸去了：以黄耀武为首，因为伙食问题，怎么怎么样捣乱。陶逸说把他调走。

    能把我调哪儿去？调哪儿去不也还是在教导营吗。我们跟普通的士兵不一样，那些兵是给什么吃什么，不敢叫，我们是学生兵嘛。

    我们三个就从一连被调到二连，卓干成跟我还在一个班，当步枪手。到二连我也是如此，二连连长段吉升是南京人，黄浦十五期的。黄树开后来回香港了

    实际上并不怪连长，发下来的那点钱就买不来菜，东西贵嘛。当时没明白这个道理，就寻思我们为什么是咸水？就是你们贪污了、克扣了。教导营的这些军官一般很开明，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看

    这些学生不好管，除了打仗、训练以外，生活问题不怎么管，都是让学生自治，大家都是学生出身，不像对普通士兵那么严厉。

    后来没辙了，就成立学生教导营伙食委员会，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大家说黄耀武敢干，让他干，我就当了第一任委员。

    后来一说选伙食委员，大伙就喊黄耀武、黄耀武，结果我连任五届，一般是一个月重选。

    我这个伙食委员真给大家想办法，把发下来的黄豆通通挑着，找老百姓的豆腐房磨豆腐改善大家伙食，没有工钱给人家，就给他黄豆。

    当时在二十二师，除了我们学生教导营，没有一个连队是有伙食委员的，都是特务长、军需上士管，后来到东北都有了。

    部队的供应规定一人一天一斤半米，司务长领完了，过秤，交给伙食委员，伙食委员指挥伙夫做饭。假如一个连名义上有一百七十六人，实际是一百六十五人，我这个伙食委员就领一百六十五人的份，剩下那十一份哪儿去了，我不管，我们自己是够数了。连长说我们实际有一百六十五人，我没少发一份伙食。他把那十一个名额的伙食扣下来吃空缺，谁也不能管，他没克扣任何人的，吃的是空缺，这个问题廖耀湘是默许的。

    第二节咸盐水就饭（3）

    在东北我当指导员参加九兵团政工学习班时，廖耀湘给我们讲话就谈过这个问题：“连长有家，得养家糊口吧，他哪来的钱啊？发的钱不够养家，吃几个空缺可以。”

    连长和连长也不一样，有些连长开明，给下面一个排长吃一个空缺，排长的花销就富裕点儿，吸个烟什么的，一个月四十五斤米，卖掉也顶点儿事，多一个人的薪水总比没有强。有些连长就不行，有空缺自己都留下，谁也不给，这样的一般都是打昆仑关的老兵，他本来就穷，熬上连长不容易，这回就狠狠把住。黄埔军校下来的就不是这样，让大家都有点儿。

    日军先是在雪峰山东坡得手，开始向西下坡，冈村宁次下令，非要把芷江拿下来，芷江机场起飞的飞机能够炸到日本本土，对他们威胁太大。王耀武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就玩命地打，又把他们顶回去了，阵地反复争夺。其中有一个军打得不是那么理想，速度慢点，就计划让廖耀湘上前接防把那个军替下来。

    我们上来了，但他们不交防，不服气，怎么就你新六军能打啊，我不能打啊？我们只好在后面等着，这一等不要紧，他们伤亡更大了。他们较劲儿啊，怎么的，瞧不起我？我打不下来，就得你们上？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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