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婚。他自作主张，找来了牧师，请求谢丽嫁给他，毫无准备的谢丽拒绝了他，落荒而逃。　　经过一番艰辛，德克尔终于找到谢丽，他向谢丽表示了真心：他深深的爱着她，他不能没有她。然后，他强行将谢丽带上了一辆回蒙大拿的大客车。　　在回蒙大拿的途中，他们遇上了雪崩，只好暂时停留在旅馆里。在旅馆里，谢丽在同行时认识的旅伴艾尔玛的帮助下，准备再次逃走。在逃走的过程中，被德克尔察觉了。德克尔追上她，拦住了她。这时，客车司机过来，教训了德克尔一顿。　　德克尔见谢丽还是要离开他，只好颓然地向她道歉，并且表示即刻离开她，只是在离别时，请求谢丽吻他一下。　　谢丽又惶恐又感动，慌乱之中吻了德克尔一下。但在离别时，她猛然发现，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渐渐爱上了德克尔。她终于接受了他的求婚。谢丽和德克尔拥抱在一起。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nbsp&nbsp

    第七章：突破自我(5)

    在影片拍摄之前，在好莱坞的很多人都讥笑这部影片也不过是玛丽莲常演的那种电影而已。然而结果却证明他们错误地下了结论。因为玛丽莲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是个受过正规表演训练的女演员了。整个拍摄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影星之家”的语言和洛根式的导演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这部影片中，玛丽莲·梦露的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歌女谢丽这一角色的情感渐变过程，诠释得有声有色，令人信服。玛丽莲·梦露很好地运用了从斯特拉斯伯格的“影星之家”学到的表演知识，将她对于角色的创造、形态表演融为一体，竭力使角色“立体化”，使一个活生生的贴近生活而又富于激|情、真实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在片中，玛丽莲一改往常衣着光鲜、夸张奢华的银幕形象，而是根据剧情、角色的需要着装、打扮，她在影片中穿了一些价格低廉、非常平民化的衣服，化妆也淡然适度，再加上她朴实的表演，成功的塑造出了谢丽的形象。　　在《公共汽车站》的拍摄过程中，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已经代替了莱特丝女士的地位，成为了玛丽莲的私人艺术指导。她和玛丽莲一起仔细阅读剧本，认真的分析剧情和角色，及时纠正玛丽莲表演中“造作”的痕迹，要求她在表演时，剔除不属于角色的“私心杂念”。玛丽莲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和葆拉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但是，葆拉的存在，以及玛丽莲对她的过分依赖，也给她的表演以及影片的拍摄进度带来了负面影响。玛丽莲常常把葆拉看得比导演的权威要大得多。从《公共汽车站》一开拍，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就一刻也不肯离开摄影棚。她声称：“玛丽莲·梦露的身体太虚弱，不能独自拍摄。”她也因此从玛丽莲那里得到了数额远远高于其他戏剧指导的酬金，被人们当作笑柄。　　拍摄时，导演洛根听说梦露要求葆拉待在拍片现场十分吃惊。经过谈判，葆拉只能待在更衣室里，被当作梦露的护士来对待。影片中有一个关键镜头需要梦露像在太阳落山时跑着穿过马路。可是她在更衣室里呆了三个钟头也没有出来。洛根跑进更衣室，发现“这个可怜的人还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出神”。洛根一句话也没有说，硬是拉着梦露到摄影机前，大声朝她叫道：“跑！”一边向摄影师吼到：“开拍！”　　洛根在拍完这部电影后以崇拜的心情回忆玛丽莲所拍摄的那些戏，他说她能够按照情节的需要及时流下眼泪，而其他女演员却要用甘油。他说：“她有成为伟大的女喜剧演员的素质。”　　《公共汽车站》公映以后，获得了较高的票房。同时，玛丽莲的表演也被知识阶层和电影行家们所欣赏和认同。《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博斯勒·克劳瑟说“玛丽莲最终证明了自己是个女演员，她很幸运，幸运的是由于她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成功。她在这部影片中的演技说明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表演明星，不只是一个她以前那样的漂亮名人和性的象征。”　　时至今日，大多数电影评论家认为，《公共汽车站》是玛丽莲电影生涯中，拍的最好的一部影片。　　1956年5月，《时代》杂志奖给玛丽莲·梦露一个封面照片，并刊登了一篇描写一个女演员走向成功之路的报道。　　这些评价都是玛丽莲所渴望的，但遗憾的是这部影片没有获得奥斯卡奖的提名。　　导演洛根在她的成功中曾经警告地说过，“如果她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健康的话，她能成为一个我们还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明星。”洛根早就知道玛丽莲内心的痛苦，他说，“我认为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未有过真正的幸福和使她满意的事，除非当她在工作时。”&nbsp&nbsp

    第八章：阿瑟·米勒(1)

    一、邂逅　　当玛丽莲刚刚度过过三十岁生日之后，她和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结婚了。有人说，玛丽莲·梦露真正成为一颗超级明星，是在她和这位著名剧作家的婚姻开始以后。　　阿瑟·米勒是美国著名剧作家。他因著有《推销员之死》《桥头远眺》《严峻的考验》等剧本而驰名国际文坛。米勒形象高大，颇像美国总统林肯；气质斯文、严肃、含蓄；个性以内敛、清高著称，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阿瑟·米勒在72岁时撰写了回忆录。他的自传《时间曲线》的出版，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的《生活》杂志和德国《明镜》周刊等相继刊载了该书的书摘，而且不约而同地摘登了该书中有关玛丽莲·梦露和他的婚姻生活的部分。显而易见，正如阿瑟·米勒所说，玛丽莲·梦露“在我的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　　他们之间的故事说来话长。玛丽莲和米勒最初相识于1950年。当时，她还默默无闻，是福克斯电影公司的一个三流演员。由于一位临时雇员的缺阵，她得以参加《青春永驻》一片的拍摄。在这部影片中，她扮演一位女秘书。当时力荐她出任替补演员的艾伦·思耐德还清楚的记得她那种无法解脱的恐惧。由于她事业上的雄心、抱负和渴望与她实际的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她极为缺乏自信：“她在众人面前有一种不可克服的恐惧感。”　　玛丽莲和米勒的第一次相遇，在所有人看来都像是天体碰撞。这一次见面是短暂的。戏剧和电影导演艾利亚·卡赞和分镜头剧本作者阿瑟·米勒当时正带着电影剧本《圈套》的大纲来到好莱坞，目的是把它交给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老板比利·科恩。但是经过多次商谈，一时间还是没有消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帮朋友散心，卡赞就带着这位年轻的剧作家走进一间电影棚。　　当时电影棚里正在拍摄的就是《青春永驻》。《青春永驻》的导演哈蒙·琼斯早期曾经做过艾利亚·卡赞的剪辑员。艾利亚·卡赞知道玛丽莲对她的庇护者约翰尼·海德的死深深地感悲哀。他说：“自从约翰尼死后，她不再同任何人外出散步，因此我想我应该去看望这个女孩一次。”趁这次机会卡赞来到玛丽莲身旁，他说他跟约翰尼·海德很熟，对他的去世也深感悲哀。而其实他当时对玛丽莲很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玛丽莲被自己误认为是同情心的东西打动了。很快，一桩桃色事件开始了，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卡赞是个已婚的人，他从未想过和玛丽莲在一起。他说，“玛丽莲不是个贤妻良母，这谁都看得出来。”于是后来，卡赞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阿瑟·米勒。　　这一次短暂的邂逅，给他们彼此都留下了印象。在米勒的回忆录中，这段故事是这样的：　　某晚一次盛大舞会上，一位年轻女人迅速成了这个社交圈子中引人注目的兴趣中心，这里不乏露骨的恶意。她就是前几天我的一个当导演的朋友卡赞介绍给我认识的女演员玛丽莲·梦露。她的代理人与保护人约翰尼·海德最近刚刚去世。他生前曾想方设法给玛丽莲·梦露搞到一些小角色，是他促使导演约翰·休斯顿起用她在电影《柏油丛林》（1950）中扮演路易斯·卡尔亨的情妇。虽然梦露在该片中饰演了一个几乎没什么台词的角色，但她终于在影迷心目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报界和观众所瞩目。我情不自禁地要回想起她在那部影片中的表演，她看来与其说是一个女演员，还不如说是一个道具。她由市侩气和腐败堕落的社会代表所支撑着，是个典型的不会说话的女演员。　　在满屋的女演员和达官显贵的夫人们都竞相在穿戴打扮上出风头和在言谈举止上显示出贵妇人的矜持之际，玛丽莲·梦露看来却显得那么荒唐可笑，犹如飞进鸟舍里的一只陌生小鸟。她得以引人注目却是因为她的衣服是那么显眼的紧身，与其说是暗示，还不如说是正大光明地宣布：她将她的身体一起带来了，而这个身体是这个房间里最美丽的。在费尔德曼家，她看起来要比我初次见到她时显得年轻些，更富有女孩子气。女性们因为嫉妒和愤懑而一致都不愿理睬她，唯一例外的是导演休斯顿的前妻、女演员伊夫琳·凯斯，她拉着玛丽莲·梦露同坐在长沙发上交谈。她后来在看着梦露与一位男宾共舞时，轻声地对我说：“他们将要吞噬她的生命。”在梦露与她的舞伴翩翩起舞时，我的目光在徒劳地搜寻她身体结构上的瑕疵，她所显示出来的完美无缺看来会招致难以避免的伤害，使她不能不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完美无缺焕发起一种要保护她的愿望。虽然与此同时我料想她得承受多大的压力才能在这儿呆这么长的时间并取得如此相对的成功。但看来她在这个世界都是孤立无援的。　　几天前，我与导演卡赞一同去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摄影棚。他与该公司签订有合同，并有许多在摄影棚里工作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曾经担任电影剪辑，现在正在与我父亲讨厌的主演蒙蒂·伍利合作，在执导喜剧片《青春永驻》，在这部电影里，玛丽莲·梦露饰演一个秘书的小角色。制作电影对于我来说仍是一件新鲜奇特的事情，充满了神秘色彩。　　当我俩刚抵达一个夜总会布景摄影棚的时候，恰好看见身着黑色网眼女装的玛丽莲·梦露正按照导演的要求从地板上走过去，而且必须要深深地吸引住长着满脸大胡子的伍利那疲惫的目光。摄影师正从后面拍摄玛丽莲·梦露开始扭转屁股的动作，自然流畅，看起来十分有趣。事实上，那是她自然行走的姿势：她在海滩上的足迹都会是一条直线，后脚跟恰好准确地落在前脚趾的足迹上。&nbsp&nbsp

    第八章：阿瑟·米勒(2)

    这个镜头一拍完，梦露就来到卡赞导演面前，卡赞在前些时候曾经与梦露的保护人海德一起拜访过他。我站在离她几码远的地方，看着白色灯光前她的倒影，她的头发卷得很高，她站在黑面纱下哭泣，不时地撩起面纱擦干眼泪。我们握手时，她身体的动作使我为之一震，在开拍下一组处于梦幻与特技以及两者交错的镜头时，我不禁产生了一种不喜欢她悲哀神情的感觉。　　她泣不成声，好一会儿才告诉卡赞，海德在医院的病房里呼喊着她的名字而辞世，而那时候她却被海德的家属阻隔在外不得进入。她在走廊里听到海德凄惨的呼喊，心如刀割，只好悄然离去——像往常一样，独自离开。　　梦露拍摄完该片这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后，次日随同我们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哈里·谢恩办公室谈拍一部新片的事情。　　科恩指着梦露说：“我想起你来了！”而事实上，有一次他邀请梦露登上他的游艇，但她婉言谢绝了，她说除非他的夫人驾临同登游艇——这个羞辱使他的脸部顿时通红，简直可以说是恼羞成怒。　　科恩看来又从回忆转到电话号码按钮上。他按动按钮，伏身呼喊着电话的那一头。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推门而入——简直应该说是扑门而入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小老头：乔·菲埃，科恩的总管家。他衣冠楚楚，此时却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显而易见他是奔跑了好一段距离的。　　“科恩先生，你好。”菲埃气吁吁地说，两颊通红，秃顶变白。　　科恩对此不屑一顾，继续心平气和地与我们谈尚未结束的话题。他的双眼仍然凝视着梦露，梦露和他相隔而坐，一言不发，眼帘低垂。菲埃默默离去。　　“这是交易吗？我们不获取利润就没有钱，不是吗？”他的挑战对我来说似乎足以能够接受：他将以他的资金与电影公司作孤注一掷；我将抛出我自己创作的电影脚本，卡赞导演将执导此片。　　条件谈妥，科恩随即宣布既然这个故事是涉及工会的，那么剧本必须经过他下属的工会问题专家审查。这看来相当奇怪，但是，电影世界对于我是如此新鲜和陌生，因此，我没有提出异议。于是科恩坐在桌旁高声呼唤他所指的专家，此人召之即来，是一个有名牌大学毕业证书的先生，他有着一副英俊、沉着的典型的美国人的脸，看来是一个很深沉的人，轻易不露声色。科恩在几天前已经将剧本交给他阅读，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剧本好极了，凭他的经验，他认为这个剧本如实地描绘出纽约港码头事件。　　科恩看来首次表现出大受感动，以某种略微尊敬的眼光瞥了我一下，因为我得到了敢讲实话的专家的认同。我侧首看了一下梦露，她正目不转睛的凝视着我，以免科恩又将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我对梦露朝思暮想，毅然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我今晚必须离开，否则我将会在这儿失去自己。　　不管怎样，我们还没有得到科恩的许诺，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再呆上两三天，直到裁决出来。所以我们三个人兜圈子去拜访卡赞的朋友们——在半夜里散步，与《街车》的音乐导演艾尔弗雷德·纽曼一起痛饮，他对我们的傻相不禁开怀大笑。他的喜悦之情不仅来自于玛丽莲的美貌，但我认为也在于她的孤儿状态，这也使得她的在座很是显眼，她确确实实是无处可去，也没人可寻。　　我们三人在一家书店闲逛，玛丽莲想寻找一本《推销员之死》。当我转身在戏剧专架上找到一本地给她时，注意到一个男人，一个日本人，在旁边的一条走道上盯着玛丽莲，一边在他的内裤里做手y动作。玛丽莲并没有看见这一幕，于是我急忙带她离开这个人，她没有看见他。她当时穿着一件极为普通的裙子和衬衫，并不性感诱人，但在这儿，她的周围充满了某种气氛。她说过她喜欢诗歌，我们找了一些美国诗人弗洛斯特（1875——1963）、惠特曼（1819——1892）和卡明斯的诗集。难得能目睹玛丽莲开口吟诵卡明斯的诗篇——“这是春天！”她朗诵道，脸上掠过天真无邪的茫然，她对这部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作出了如此简洁明了地诠释，这犹如在我俩之间拴上了一条无形的丝线。　　“这是春天！”她在向汽车走去的路上不停口地重复着，又大笑不已，仿佛她获得了一件出乎意料的礼物。卡明斯的作品使她那么高兴，也使我决心尽早离开加利福尼亚。　　在机场，卡赞、玛丽莲和我等候我的飞机着陆。这是傍晚时分。我去售票处再查询航班的情况，因为按理这时飞机应该已经到达了。玛丽莲和我一起去，当我等待的那位职员出现时，她在几码外的地方溜达，四处张望，然后又返回。在候机室里有十几个乘客，几乎都在注视着她。　　她身穿一件米色女裙和一件白色缎子衬衫，长发披肩，她的目光多少使人心痛，我明白我必须飞离，不然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向死亡。她身处在黑暗的包围之中却以其光艳使我迷惘。我仍然不敢想象他是否从我的羞怯中看到了某种安全感，这是她给予我的那种孤独、受干扰的生活中获得的，我痛恨自己天生的胆怯，现在没有任何改变。当我们分手时，我亲吻了她的面颊，而她令人惊异地吸了一口气。我情不自禁地嘲笑她那种过分的反应，然而在他双眼中所流露出的庄严神情使我震惊，立即懊悔不该笑她，我急忙转身向飞机走去。&nbsp&nbsp

    第八章：阿瑟·米勒(3)

    这并非单单是责任在召唤我，我得逃避她那孩子气的贪得无厌，这多少像自己为得到满足而难以控制的欲望，而这种自我满足创造出了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艺术，并使我厌恶不负责任的瑕点。诚然，这是向道德的保险退却，但并非诚实的必要。在飞往家园的途中，她的芳香仍然留在我的手上。我明白，我仅在法律上是清白无辜的，而事实上我的心灵已经被玷污了，而且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已经沉湎于情se之中。这个新的秘密像光亮一样直射入我心中，我对它很欢迎并且把它作为我将再次创作的素材，而这并不是作为电影剧本中的、硬塞进去的枯燥乏味的东西，我酝酿出一部新剧，这部新剧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回到布鲁克林，我的心潮徘徊在庆贺自己终于摆脱了沉沦与质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之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卡赞仍然杳无音讯。我开始觉得轻松起来。科恩必定会最后否定这个剧本，那就意味着我无须再返回好莱坞。玛丽（米勒的前妻）毫无疑问察觉到了我的不安，我想起她是那样不善于宽恕自己。终于有一天，电话铃响了起来，传来了卡赞微弱的讲话声，我猜想兴许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其他人在而不方便，也许并非如此，我应该理解他。　　他说：“科恩想做些改动；如果我同意，影片将投产。”　　一两个小时后，我打电话给科恩，表示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因而要还我的剧本。第二天清晨，一个邮差在我布鲁克林的家门口投递了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正当我们试图将剧本改写得尽善尽美之时您却撤回，那该多有趣。科恩”　　我最后还是返回到好莱坞和玛丽莲住在她租借的沃尔多夫大厦的高层寓所里。对玛丽莲来说，生活起了奇妙的变化。我看见大厦前的街上那些年轻人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新出版的《新闻周刊》，颇令我费解。我回家将这些情景告诉玛丽莲，她颇感兴趣地想了解街上所发生的事情。　　1951年，也就是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结识的第二年。玛丽莲在一次记者对她的访谈中，应对方的要求，列出了一份她所喜爱的作家名单。长长的一串姓名中的第一位，赫然写着阿瑟·米勒。玛丽莲甚至将他排在大名鼎鼎的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前面！　　米勒先生在离开好莱坞不久，就给好学而且极想提高自己水平的玛丽莲，寄来了一份他推荐的必读书目。他后来说：　　“在这方面我对她略有帮助。后来有人谈起她的阅读，颇有揶揄的味道。我当时不在场，但我相信：取笑她的人中，很少有人自己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以他们才笑得出！因为如果谁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便不难感到玛丽莲与俄国这位作家很相似的一点——在人生中热切地寻求生活的意义！”　　对于玛丽莲来说，能够得到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理解和认同，心里是十分高兴的。在他们相遇之后长达四年的通信之中，这种情感很自然地倾泻而出。　　这个时候，玛丽莲除了在银幕上演些小角色，还在上学进修美国史和文学史。玛丽莲每天晚上6：30离开电影公司，准时赶到课堂，常顾不上吃饭。由于白天拍片的辛劳，有时甚至俯在课桌上睡去。但更多的时候，玛丽莲强迫自己坐直身体，专心地听老师授课。　　坐在玛丽莲身旁的，是一位黑人青年，他学习勤奋，成绩出色，玛丽莲以他为榜样，要求自己也像他那样刻苦。那位黑人青年，后来常常被玛丽莲夸赞：　　“他——当年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邮递员，后来可是堂堂的洛杉矶邮局局长！”　　为这一班授课的教授中，有一位是西伊夫人，她看到课间休息时，邻班的男同学常常到她这一班，对这玛丽莲指指点点，感到非常奇怪。后来她得知玛丽莲原来是个电影演员，才恍然大悟。她说：“看她的样子——我还一直以为她是刚从修道院出来的。”　　玛丽莲对于这番评价很是感慨：“这应该是我平生以来受到的‘最高褒奖’！”　　转瞬间，玛丽莲坎坷的艺术道路已硕果累累，接连几部卖座的电影——《尼亚加拉》、《绅士更爱金发女郎》、《如何嫁给一个百万富翁》、《七年之痒》都获得了好评，她成了一位明星。　　二、希望！希望！希望！　　1956年，玛丽莲来到纽约到“明星之家”学习表演艺术。在诗人罗斯顿先生及夫人的家里，重新遇到了阿瑟·米勒，这一次，他们开始约会。米勒回忆道：　　影星拿薪水而且相当高，然而玛丽莲的工资却被先前的一纸合同给冻结了，使她愤怒异常。这几年，她一直在为不受约束地拍摄自己喜爱的电影而努力，避免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滥用观众对她的喜爱。她非常渴望在被她视为无足轻重的世界里获得至高无上的自尊。　　玛丽莲认为，她正是这个传统社会所必须给予否定及掩饰的部分。在我与她相识之时，她已唤起公众的注目甚至爱慕。这使她多少有点希望，她能创建一种赢得影迷们尊敬的生活并使之稳固起来。　　由于我已婚，玛丽莲如果要避免被记者偷拍，就几乎不能在旅馆房间门口露面，我俩花了许多时间单独在一起，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仿佛我们能无拘无束地交谈。&nbsp&nbsp

    第八章：阿瑟·米勒(4)

    一次，一阵沉默后，我说：‘你是我至今认识的最可悲的姑娘。’她最初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她曾说过，男人们只想要快乐的姑娘。但那时她发现了我没法给她安慰，一丝微笑浮上了她的嘴唇：“你是至今唯一对我说那种话的人。”　　一天晚上，我与玛丽莲坐在她临时住宅的窗前俯视曼哈顿的夜景，玛丽莲谈起她十四五岁时，她那年迈的安娜姨妈，一个基督教徒，据说是一个颇有知识教养、温和善良的女人。由于玛丽莲的父母患病早逝，安娜十分疼爱玛丽莲，曾一度当过她的保护人。玛丽莲也依靠安娜过日子。尽管玛丽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和她共同生活，但安娜的去世在玛丽莲的心中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可怕的。　　玛丽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她去世后，我仍然去她家，躺在她的床上……就躺在那儿，头靠在她的枕头上好几个小时。接着我来到公墓，那些男人们正在挖一个坟墓，他们沿着扶梯走下去，我问：我能不能也下去。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也就走下去，躺在地上，仰望长空。我背脊下的土地是冰凉的。那些男人们突然和我开起玩笑来，但我在他们将要抓住我之前就爬出了这个墓|岤。其实他们都是些好人，仅仅要嘲笑一下我，寻寻开心罢了。我接着就溜之大吉了。”　　说来也怪，当玛丽莲在重新安排她的生活时，看来她还不懂得什么是可怕的了。既然如此，她就离开好莱坞，闯到纽约来学习表演。就在那时，她竭力要表演自己，那样她生来就有的那种恐惧感也就随之消减下去。　　1956年，“影星之家”的创始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建议玛丽莲学习英吉恩·奥尼尔写的《安娜·克里斯蒂》的安娜一角。一天晚上，她在我面前试演了该剧本中的几页。这正是最初暗示她的精神生活支出；起初她朗读的台词几乎难以听清，与其说是表演，还不如说是祈祷。“我不能相信我正在做这件事。”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说。她的过去不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她甚至对自己的价值在私下里也不能作出肯定。　　这不单是受她母亲的坏影响——她经常患妄想症，还是在玛丽莲呱呱坠地不久就想将她扼杀，这个骇人听闻的情景还不时地在已经成年的玛丽莲的脑海里像幽灵一样浮现。　　当她五六岁时，在玛丽莲全家常去的一座大教堂里举行一个盛大的礼拜仪式。那天，成百上千的孩子都穿着一样颜色的衣服，女孩子穿白色，男孩子则穿蓝裤子、白衬衫，排列整齐地面对洛杉矶地区群山环抱的、巨大的天然圆形凹地。每个女孩子都身披一件斗篷：一面是红色的，另一面是白色的。开始时，她们将斗篷的红色一面朝外。而当开始朗读信仰复兴者的赞美诗时，她们就根据安排将白色的一面朝外。像变魔术似的，赞美诗的朗读声一起，整个山腰顿时变成一片白色。然而白茫茫的一片之中竟然显露出一点红色。她情不自禁地为一个小女孩，也就是她自己的过失被发觉而放声大笑起来。　　“我正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它是那么有趣，每一个人都将斗篷的另外一面翻转过来了，我是那么兴奋，以至于当他们都记住要根据暗号翻转斗篷，我却忘得干干净净！”她谈到此情此景，笑得前仰后合，仿佛此事发生在昨天而不是二十五年前。但是在当时不管怎样她还是因为她的失误而挨揍了。　　1956年，内华达的皮拉米德湖，一个灰色的咸水湖，好几里长，湖的周围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既是个禁区，又是个美丽的地方。好几家电影公司都喜欢不时来这里将它作为拍摄阴森可怕的外空怪物镜头的外景地。我则因为需要离婚而来到这里居住要离婚所必须的六个星期。　　那里仅住着房屋主人，一对忧愁的夫妇。男主人是个十分审慎的牧羊人，养有六匹良种马，自由地放牧在湖畔。他、他的妻子或他的男仆会随时骑着马急奔过来叫我到那个公用电话亭里去接电话。　　玛丽莲正在导演乔舒亚·洛根执导的影片《公共汽车站》中饰演角色。从她写给我的潦草的短笺来看，她倍遭磨难。显而易见，我所说的一切全都不能使她高兴，我糊涂了。但她说过，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景使她看到了比以前更大的对未来的希望。　　一天晚上，那个男主人猛地将我叫醒，告诉我有个电话等我去接。那时已经过了11点，也过了正在拍摄电影的玛丽莲的上床时间。汽车颠簸着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疾驶到电话亭前。电话亭里只有幽绿色的月光照射进来。每颗星星仿佛都从广阔的四方天空云集到高空。我那裸露的踝骨顿时感觉到从门缝里渗透进来的空气寒冷得彻骨。　　她的声音通常是轻微的，喘急的，难以听清。“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这样做，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因为当时我正处于年富力强的41岁，她也将满30岁了——后来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我了。但这时却不是在开玩笑，她正处于绝望之中，欲哭无声。听起来她像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隐私，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是的，甚至不在乎用什么代词。“说什么我拍这个镜头显得太粗陋。指的什么角色，一个正式的护士？固执的女人们都没能力演，没有一个人行，他们害怕女人，一大帮子人。他妈的！我可不是个训练有素的男演员，我如果做不到就不能装作我正在做了，我能理解的一切就是真实！如果这个不真实，我就不干！说我粗陋，无非是我讲了那些话！恨死了我！恨死了我！”&nbsp&nbsp

    第八章：阿瑟·米勒(5)

    所有这些表面现象都是不指名道姓的，但其中却包含着犹如汹涌澎湃的大海一样的伤心事。这时她的声调升高了起来，精神也振奋起来。“我不想这些了，我想过平平静静的生活。我恨这件事，我不再想它了，我想呆在乡村过宁静的生活，因为你在那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再也不能为自己而奋斗了……”　　她是在抱怨《公共汽车站》的导演乔舒亚·洛根——讲话中带有点发狂的演员台词的味道——不亚于我听到的一个新的恐怖事件，一个放肆的声音对着苍天狂喊，我俩之间遥远的距离已经阻隔不了我，不管有关该片导演洛根的真情如何，她的诚挚却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她是在边缘跳舞，坠落是常事。她流露出那样毫不掩饰的惊恐，这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她很快就信任我了。以前她尚隐藏她的依赖性，然而如今我恍然大悟，明白到我就是她所想要的一切。　　我一直竭力使她平静下来，但她看来意志消沉，而我又没法接触到她本人，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微。我再也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了，也许她在那儿悄悄地溜走了。我失去了她；她拍片时不需要我，虽然她的伙伴和朋友使她受到伤害。“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做这事！”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她要自杀的情景，以前我从来没有将这个举动与她联系起来过。我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自己在好莱坞所认识的人中有谁能前往看望她，但可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呼吸急促，头昏眼花，两腿不听使唤，猛然滑跌在电话亭的地上，听筒也从我的手中滑出。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我才恢复了知觉，她那轻轻的声音还从我头上摇来晃去的听筒里沙沙地传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与她继续通话，使她再次恢复了理智。通话结束，她将想方设法在第二天不让这种事发生在她身上，就只管做好工作。当这部电影拍完后，我俩就将结成眷属，开始新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我对这件事不再想得更多了，爸爸，我没有能力独自抗争，我想和你在乡间一起生活，做个好妻子，倘若有人要我拍一部精彩极了的电影……”　　我离开身后的公路，蹒跚着返回两间单幢住房。以往我从未昏厥过。这次我有一种长时间哭泣过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又恢复正常，仿佛跨过一个内心极限，达到平静的境界，我爱她就好像我的一生都爱她似的，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就这样，他们彼此被对方深深地迷住了。梦露非常钦佩米勒的才智，也常常被他身上那种“男人的温情”所吸引。在他的影响下，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她常常静静的坐在一旁，听他谈论各种社会问题。米勒则称赞梦露是他所见过的最有女人味的女性。他对于舆论界关于梦露各种绯闻的传言毫不在意，甚至认为“她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对她来说都是富有意义的，都是建立在某种希望的基础上，不管过错有多大。”　　当时，米勒是个左倾的知识分子。玛丽莲和米勒的频频约会，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切注意，他们对玛丽莲增设了档案，怀疑她是苏联的秘密间谍，并对她严加监视。　　拍完《公共汽车站》，梦露来到纽约与米勒相会。此时，米勒正在华盛顿特区出席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被起诉为一名同情共产主义分子，面临入狱的危险。经过冗长的令人气愤的审问之后，米勒要求发还他的护照，“以便能和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团聚。”他在这次听证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他将娶玛丽莲·梦露为妻。而此时，他未来的妻子正坐在纽约的一台电视机前，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她十分惊喜，不知说什么好。虽然他们讨论过结婚的事情，但此前并未有详细的计划，“他用这种方式把他的计划通知我，真是有点荒唐的美意。”　　法院大厅里的记者们都忘记了他们对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迫害的兴趣，转而兴奋地问起婚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阿瑟·米勒要和玛丽莲·梦露结婚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　　米勒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很快就要离开内华达的时候，我开始担忧公开我俩结婚的新闻将使我们不知所措。某天早上，我意识到我低估了这种情景：一辆摄影车开近湖边路旁我们的小屋，一个摄制组走了下来，一位记者准备就我们的计划进行一次采访，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在很多字面上的含义成为公共财产。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唯一能谅解的是我在一生中也许仅看过6部电视剧——我甚至没看过一场电影，在1956年，很多人都会有相同的情况。这是一个绞尽脑汁的事业，要不是有更多明显的干扰的话，我会很快就意识到，在我内心深处多少为能够与玛丽莲结合在一起而感到自豪。而且我也知道，使我们能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应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看起来是如此不协调。　　1956年6月29日，阿瑟·米勒与玛丽莲·梦露规模不大的婚礼在康涅狄格州米勒家农场附近的教堂举行。玛丽莲在他们的结婚照片后面写上了“希望！希望！希望！”　　大群记者和倾慕明星的人们聚?br/>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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