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声名，断送了民国的江山。

    “革命尚未成功”

    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进一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痛切地感到，要真正取得革命的成功，没有一个好的政党是不行的。当时，“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

    在孙中山的主导下，1924年1月20日，以“国共合作”为特征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开幕词中指出：没有正确的革命方法，也就没有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方法”，就是革命政策，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新“三义”的旗帜下，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但为革命过度操劳的孙中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已处于弥留之际，仍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他给国民党留下了这样的《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在《致苏联遗书》中说：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这两份遗嘱充分表达了他与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真诚态度和坚定决心，对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殷切期望。

    “不可放过一个”

    那么，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又是怎样被国民党蒋介石所毁弃的呢？

    1922年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被困“永丰舰”时，急电蒋介石：“事急盼即来此”。由于这一段的“患难与共”，蒋介石从此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自己也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视孙为“国父”。1924年5月，国民党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浦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习惯称为“黄浦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就利用校长职权，大搞个人崇拜，竭力把军校学生培养成为忠于他个人的军官，训练学生对他的绝对服从意识，以至后来国民党军官都以出于“黄埔嫡系”为荣，“校长”一词成为对蒋介石邀宠的特殊称谓。因此，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

    从1927年开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一系列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惨案。尤其是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无数民族精华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了。这时的蒋介石正如当时的唐生智所抨击的那样：“以军驭党，以党窃政，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

    第七章“一致服从的领袖”（2）

    “领袖”论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实行以党治国、的。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毛泽东写道：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1931年5月，在军阀混战中巩固和扩大了势力的蒋介石，公开抛出了法西斯主义政治理念――“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所谓“一个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们打着孙中山“三义”的旗号，以“三义”为外壳，实行极力反对、仇视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主义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

    所谓“一个政党”，就是国民党。他们“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而主张党治者有其二”，公然叫嚣“以党治国，就是国民党治国”，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存在。

    所谓“一个领袖”，就是蒋介石。他们鼓吹“领袖”论，反对任何“政治”，大搞蒋介石个人。

    “攘外必先安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一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题的抗日运动不断高涨，纷纷要求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当此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竟打着复兴国家和民族的旗号，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纲领，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政治和恐怖统治。

    蒋介石除了“以党治政”外，也搞“以党治军”，他始终是以党职统军职，并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夹正统以令军阀”，排除异己。他以嫡系排挤杂牌，以中央军压制地方军，以特务监控政敌，成了最大的军阀和特务。

    对蒋介石的特务统治手段，美国学者费正清则作了这样的描述：

    到1932年，他对于他的党已彻底幻灭，对于本来就没有表现出领导能力的西万式，也没有丝毫信心。他开始组织了一个法西斯团体，以“蓝衣社”闻名，经过精心挑选的几千个狂热的军官、秘密矢志并效力于蒋介石，把他树立成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型的领袖。1934年发起一个公开的“新生活运动”，以提倡旧道德和提高个人行为为标榜，从幕后推动这个运动的就是“蓝衣社”。这个南京政府领导下的法西斯运动，如果欧洲法西斯不是和中国隔离开来的话，一定会变得很强大。

    毛泽东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假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国民党蒋介石“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他在1940年2月提出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中指出：

    “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

    “挂宪政的羊头”

    当宪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时候，蒋介石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的狗肉”。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完整地表述了他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及内外政策，从理论上更加完备了他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对此，斯诺在其所著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中有一段评述：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一致服从的领袖”（3）

    《中国之命运》里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它对中国历史作了一番不很准确的解释，以支持一种大汉族主义的理论，有些批评家认为这同希特勒的泛亚利安族主义没有多少区别。蒋公然把百年来中国的大部分麻烦事都归罪于外国人，而他举的事实并不总是准确的。他在另外的地方强调，中国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一这对希望有两党政治的人显然是一个打击。蒋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参加这“一个政党”，而他把反对这种清一色国家的意见斥之为“新军阀主义”。委员长还赞美了在满族征服者手下(清朝)所保留的统治哲学。有些中国评论家认为，蒋的这种留恋封建制度的奇怪心理，包含着令人担心的法西斯因素。

    面对全国上下要求废除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重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1945年元旦广播讲话中，用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的空话来应付。他说：

    “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的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而不相容的局面”。“吾人只能还政于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决定继续实行国民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在大会上强调说：

    “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从“总裁”到“总统”

    蒋介石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妄图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压制和摧毁政治力量。在内战之初的“节节胜利”下，公开撕毁了政协会议协议，在11月15日召开了以通过“宪法”为主要任务的“国民大会”，故称“制宪国大”。在蒋介石的操纵、威逼下，“国大”出笼了《宪法》，把—党专政和个人的法西斯政治制度，用国家根本的形式巩固下来。

    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更加不利。蒋介石为了缓和局势，减轻内外压力，玩弄“和平”的花招，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实行“宪政”，史称“行宪国大”。蒋介石在《开幕致词》中说：这次大会“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并且说：“今天的戡乱，乃是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任总统。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表示“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他“不在其位，要谋其政”，仍然以“蒋总裁”的身份在背后操纵一切。李宗仁由此感慨地说：“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这是国民党、蒋介石个人体制的覆灭，是中国法西斯主义反动统治的覆灭，在某种意义上也宣告了孙中山“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政治理想在实践上的失败。

    第七章“一致服从的领袖”（4）

    简评：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标志着从“戊戌变法”开端的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告一段落。

    回顾这一段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顽固的君主专制制度，深刻的特权等级意识等传统积淀，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着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随着“西学东渐”，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在中国实行政治的强烈要求。于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治”与“法治”、守旧与革新在这个历史大变革中，发生了激烈的大碰撞。终于在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揭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序幕。

    此后，围绕着改良还是革命，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真宪政”还是“假宪政”，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共和体制的建立，及其后来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复辟闹剧”、曹琨“贿选丑剧”的相继破灭，向世人展现了、共和的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使得各种势力不得不高唱“”、“共和”、“宪政”的调子以资利用。然而，封建帝制是终结了，而君主专制的阴魂却久久不散，从满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政府，其统治者都推崇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或明或暗想尽一切办法，实行个人专断，正如毛泽东所深刻揭露的：“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自。”、以党治国的实质，就是个人、个人专制。反动统治者许诺给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只是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宪法上写的是美丽的诺言，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凶残的。

    这一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治国方略（建国方略），这是一个周密的构想和伟大的理想。孙中山生前没能很好地付诸实践，更不可能实现这一构想和理想，而作为遗志留给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表面形式上继承了孙中山遗志，以三义为指导，按“五权分立”原则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推进政治；实际上却是“以三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实行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因而是彻头彻尾的假“”、假“共和”、假“宪政”。蒋介石一生中有过许许多多的头衔，但最炫耀、最响亮、最管用的头衔莫过于国民党“总裁”，经过他的长期经营，他早已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终贯穿着“反，争”与“真，假”的斗争，国民党蒋介石终因“真”换取了“真失败”。这样，实行真“”、真“共和”、真“宪政”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力量上了。

    对于蒋介石的功过得失，现在有许多人正在重新评估和研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内的“晚辈”，能在党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党外政党纷争、主张各异，国内矛盾尖锐、国外强敌入侵的困难局面中，异军突起，称雄称霸，必当有其过人之处，否则，孙中山也不会把革命遗志托付给他。他在困难局面中建立和维持了二十几年的统治，与他的专制、——“总裁”、“总统”不无关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国民革命”和“卫国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还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一定合理性。但这种必然性和合理性超越了一定的时空界限，就走向了反面，犹如法家的“法治主义”成就了秦帝国的霸业，而走向极端的“法治”主义，却毁掉了帝国王朝。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学习西方，改良革命，其矛头都指向专制，其目标都面向共和，形成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中国运动浪潮高涨，联合呼声响彻中国的时候，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各个方面都在为实行宪政而奔走，为成立联合政府而努力的时候，蒋介石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还用武力征服和暴力的方法，继续维持其专制统治，就必然为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所淹没了。

    第八章“中华民主共和国”（1）

    ——革命与之治

    题记：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成败兴亡的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在新主义的旗号下，政治的时代洪流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而持续高涨，通过政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产生新型宪法，展现了新中国“之治”的新气象。

    探索新路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冷、章伯钧等六位人士，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从重庆到延安访问考察。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写了一篇《延安归来》的日记，其中记录了他和毛泽东之间的一段对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此可见，毛泽东把是否实行看成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只有真正实行，才能真正治好党、治好国，治党、治国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原则。毛泽东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那么，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选择“”之路呢？毛泽东头脑中到底有多少的意识呢？他说的这条“新路”又是怎样找到和实践的呢？

    首先，“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大众是共产党人的“上帝”、“主人”。

    毛泽东心中时刻装着人民，“向人民负责”，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是地地道道的“人民领袖”。人民视他为“救星”，他视人民为“上帝”，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则高呼“人民万岁”。

    其次，建立人民的政权是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建党前夕的1920年，毛泽东参加“湖南自治运动”、提出“湖南共和国”主张到，1945年的七大上对成立联合政府的详细论述，表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对政治和共和国的热切追求。

    再次，以“集中制”为表现形式的政治，由党的组织到政权机关得到了有效的推行。从1927年召开的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是集中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党内的风气进一步形成，集中制原则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又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深深地感到：“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因此，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以后，明确提出了今后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第二书包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第八章“中华民主共和国”（2）

    最后，为了保障人民而加强法制建设，努力实践以法制来保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并通过了新生的工农共和国的根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此后，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先后提出并实践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中华共和国”等国家制度和革命法制。

    以上表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最核心、最本质、最根本、最关键的主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决定的，也是由共产党二十多年的革命历程所证实的。当时的共产党人不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仅把“人民”思想标明在理论上，而且把“人民”原则落实在行动上。因此，与国民党、蒋介石个人的黑暗和走向灭亡相反，在反对专制的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倡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人民的政治理念，以图建立一个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和联合政府。“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人长期以来就计议中的事情，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新主义的理论探索和新主义国家的构想。

    推动新政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由主导的政治进程也大大加快了：

    先从加强党内集中制建设方面看。1948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他在该指示中说，所以规定这种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制度，是党的七大以后，仍然有—些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事先和事后向中央请示或报告，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该指示同时规定，报告文字每次1000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2000字。

    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提出：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切重要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了专门的具体论述，提出了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委员要学会“弹钢琴”等12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些表明了毛泽东对党内集中制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推动。

    再从推进与党外政治力量的合作来看。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0月l0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打倒蒋介石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与党派的关系问题再次强调：“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这次会议决定，由联合各党派、人民团体及人士召开新政协并成立联合政府。

    第八章“中华民主共和国”（3）

    1948年2月31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专政的共和国。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是要开一次，今年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并明确提出：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人民专政。”

    1948年10月初，周恩来开始主持起草《中国人民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新中国是按照新主义即发展了的革命三义所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由理想成为现实。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构成，也充分体现了它的“联合政府”的性质。

    开创新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继续着他的之治的努力，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中国的政治建设在建国后继续得到了推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推进党内集中制的落实和集体领导的加强，党内的氛围比较好。

    二是促进党与党派和人士的关系的融合，国家政治的氛围比较好。

    三是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既要进行教育改造，又要贯彻“双百”方针。

    四是法制建设得到稳步发展，法治实践得到初步实行。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9月20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会议，既总结了新主义社会的历史经验，又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会议规定了扩大人民、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方针。“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

    综观新主义革命和新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对象等等所规定，使得发展力量，实行革命，追求政治，建立社会，成为这段历史发展的主线，而共产党人是顺应历史潮流，应和历史主旋律的。从总的来说，毛泽东“人民专政”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对人民实行”的政治承诺，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组建联合政府和召开人大会议、制定国家宪法、建立集中制的代表大会制度等具体步骤，基本上得到了实行，新中国的之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主义和之治是真诚的、真实的。

    第八章“中华民主共和国”（4）

    简评：

    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的份量是不言而喻的。他出生于“民”，成长于“民”，同情于“民”，成功于“民”，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这种“民”的情结，使他时刻想着人民，为着人民，代表着人民，去追求政治，争取人权，维护人民利益。他开始就实际政治发言的时候，就主张以“平义”反抗“强权主义”来求得自治；他开始就农动发表意见的时候，就认定这股风暴产生的将是“新秩序”；他开始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时候，就强调军队中的主义是人民军队的重要聚合力；他在革命圣地延安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创造的时候，就确认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为“新主义革命”；他在构建新中国、新社会、新政权的时候，他就明确了“人民专政”的新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走向。

    在新主义革命和新主义社会时期，在中国建立政权，发展政治，建设国家，是人心所向的要求。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是很重视国家政权建设的，对新型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了较多的理沦探讨，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也有较多的借鉴，并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了各项司法制度，颁布了一批法规、法令，对推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理念和政治。特别是他提出的在人民政权中，对人民实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思想；在集中制的实施上，实行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的思想；与党派的相互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以及在人民内部的协调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人民权利的思想等等，对中国的政治建设至今仍有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内经历了多次路线斗争的风波，毛泽东也曾多次遭受排挤和打击，深受“左”倾机会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的危害，因此他致力于落实集中制原则，建立和健全党内生活，建设和发展党内政治；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面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力，面对着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强大的敌人，因为决策失误和孤军奋战而一再遭受挫折乃至失败，毛泽东借鉴于这一深刻教训，致力于团结和争取一切政治力量，结成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以争取革命的胜利；中国新主义革命的性质，实现新主义社会的近期奋斗目标，建立各党派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号召和承诺，以及人民革命和人民专政的明确而公开的共同敌人的存在，也使得实行政治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在整个新主义革命和新主义社会时期，始终贯穿着建立政权、实践政治这一主线，这是主导的政治方略，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的政治方略。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与前一章比照，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人民政治也是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专制政治的对比、对立、对抗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各党派和人士的支持、监督和帮助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是在与各种政治主张、政治力量、政治派别争夺对革命、对人民、对前途的主导权的斗争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敌人”的存在，“盟友”的存在，如同一面镜子时刻监照自己，反省自己，整改自己，因此能够努力探索新路，推行新政，开创新局。

    第九章“以阶级斗争为纲”（1）

    ——文化革命与专政之治

    题记：反“右派”与反“右倾”之后，“人民”的范畴被不断缩小，“敌人”的范畴被不断扩大，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政治选择。以“大”为表现形式的“”，实质上是非化的“革命”，是一种充满“斗争”气息的专政之治。

    “内忧外患”

    1956年是伟大历史转折的一年，也是“多事之秋”的一年。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了动荡和分裂；另一方面，中国本身在社会转轨时期也积累和潜伏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国内一些城市和农村先后发生了一些工人、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的事件，甚至还出现了人们进京上访告状的事件。此时，在内部，许多人对群众闹事惊慌失措，对剥削阶级消灭以后还会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无法理解，并且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老眼光来观察新问题，因此，多数党员和党的干部主张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人民群众中许多人也对现实情况感到迷惘不解，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产生了怀疑。

    “内忧外患”使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严重偏差。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总结波兰、匈牙利的原因时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

    此后，他进一步形成了这样的看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反“右派”斗争

    新中国在凯歌行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担心和警示的党内和少数党员干部的腐化变质问题，使得为了汲取教训，防止党的蜕化变质，决定在全党发动一场整顿党员干部作风的运动，并欢迎各党派和人士、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此时，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思想也日趋活跃起来。

    在“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党外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机关干部的官僚主义的批评逐渐增多，并日益尖锐起来。对此，毛泽东表明态度说，“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

    随后，由于极少数右派分子趁机散布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把国内各种事业都看得“一团糟”，把官僚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进而提出各党派“轮流坐庄”的要求。毛泽东由此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借机开始反攻倒算，而右派分子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他挥笔疾书，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等一系列文章，奋力抨击右派分子，并且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反右派斗争对党派和政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由于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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