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现象学几乎支配了30年代以后的法国哲学，这是令所有的哲学史家深感困惑的问题，这一现象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哲学史家系统的阐述。

    即使像赫伯特·斯皮格伯格撰写《现象学运动》这种皇皇巨著，也对这一问题大惑不解，并且只好不了了之。在谈到法国的现象学兴起的历史阶段时，他如此写道：“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出现以及它不断地取得成功，包含有不止一种背理之处。有谁曾敢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一种具有某些德国风格最坏特征的哲学会在法国生根呢？谁曾相信过，在几乎摧毁法国政治上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哲学会成为法国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呢？这里不是说明这种文化上背理之处的地方。现象学传到法国的时间大体上与所谓洛迦诺精神的时期的相合，以及它部分地成了纳粹清洗的庇护所，这些事实都很难说明它取得广泛成功的原因。也许现象学的这种转移是一种更有希望的迹象，它表明欧洲大陆团结的精神在增长，而哲学上的民族主义在衰落。”斯皮格伯格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提到法国哲学中的柏格森主义的影响，提到了布伦施维克的“新笛卡尔主义”，提到现象学更加开明宽容的宗教态度，以及与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关系。这些思想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基础可能都起到作用，但也不足以解释如此具有悖谬的并且影响深远的学术的和思想的影响力。特别在二战前后期，不少人都有德国占领和战俘营的惨痛经历，思想与学术的追寻如此轻易地压倒了民族国家的创伤经历，这无疑是需要强大的动力的。有一点或许至关重要，胡塞尔本人的犹太人身份，他遭到的纳粹政权的压迫，这是否足以消除现象学的德国色彩？这依然是个疑问。因为现象学具有如此强烈的德国哲学特征，而且现象学另一位大师海德格尔的政治倾向又抵消了胡塞尔的身份政治。当然，现象学在法国的经历，不折不扣就是法国化的过程。

    德里达初出茅庐时对现象学的解构，一直是解构主义最大的难点。胡塞尔已经够晦涩的了，加上德里达，那几乎就是两部天书。但是，德里达早期对现象学的批判分析显然还有非常强的个性色彩，以至于他的批判分析一开始就显露出他后来的解构思想。

    作为一个被人们视为“并不符合清晰的和严谨的”哲学风格的毁坏者，德里达对严谨的德国现象学哲学下过如此深厚的功夫，也许会令那些把他归结为文学批评家的同行吃惊。德里达是从研究德国的现象学起家的，这点可能得自于他的老师岗奎莱姆和列维纳斯。1962年，德里达翻译并出版了胡塞尔的《几何学导论》并撰写了长篇序言。就这篇40页的著作，他撰写了一篇长达170页的评介序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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